借条
王愿坚
1934年的秋天，老根据地的红军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了，国民党反动派像一群黑老鸦一样，来到了根据地。这一来，程元吉和当地的人民又过起了胆汁拌黄连的苦日子。
这天晚上，天气更加寒冷。月牙儿斜挂在西天，冷冷地瞅着这个荒芜了的灵田村。
小竹寮里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那个年岁大些的，就是程元吉。他怎么能不兴奋呢，过了将近半年的苦日子，今天见到了山上红军游击队的人，知道了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情况，他像郁郁闷烟的柴堆，一阵风儿吹来，又冒起炎炎的火苗来了。他把座位往前移了移，几乎是贴在那人的脸上，低声地说：“不能留一宿?这世道，见个亲人不容易啊!”
“不啦，我马上就得走，还有工作要干哪。”那人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阿叔，实告你讲，有一桩紧急的事……”
他的话还没说出口，程元吉忙一把逮住那人的肩膀晃了晃，急促地说：“咳，范同志，有事交给我，我拼上身家性命也能干!”
范同志笑笑说；“这事危险啊，弄不好要牺牲性命呢。”原来游击队上山以后，碰到了一堆堆的困难：吃没粮，住没房，伤了病了没药治，冷了没衣裳，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武器、弹药。最近接到情报，敌人打算把一些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往城里送，游击队决定乘机消灭押队的白匪。这样，火药就急等着用了。山上考虑到程元吉常到城里卖蔬菜，人缘好，地理熟，才决定请他来执行这项任务。
程元吉静静地听范同志讲完了，想了一想，问：“送到哪儿?什么时候送到?”
“明天，最迟后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们在城南十八樊家东南角的山神庙里等你。”范同志说了联络地点和暗号，就趁着夜黑走了。
第二天，程元吉起了个黑早，拾掇了一担青菜，一溜小跑赶进了城。他把青菜胡乱要个低价卖了，按照范同志说的路，赶到了一家小饭馆，选了个座位坐下来，喊了声：“老板，来碗馄饨，多加点胡椒!”
只听得里屋里叮叮当当一阵响，两个保安团的兵拥扯地押出一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兵手里还抱着两个大报纸包，顺着纸包的裂缝，一缕黑药轻轻地洒出来。那人被反捆着两手，脸上嘴上流着鲜血，嘴角紧闭着。他走过程元吉身边时，小声地说：“老乡，买卖遭了事，好在屋里有面，你要吃啥只好自己弄了!”
程元吉挑着箩筐在大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心像刀绞着似的，又痛楚又慌乱。很明显，接头人被捕了，要搞的火药落到了敌人手里，游击队得不到这批军火的供应了……
“对了!”程元吉仔细揣想了接头同志最后的话以后，不由得两手一拍叫出声来。他又把这意思重新想了一遍：“屋里有面”就是说城里还能买得到黑药，剩下的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就是自己设法弄钱来买!他连忙起身，在城里转了一圈，跑了几家猎具店和爆竹店大致打听了一下价钱，就动身回家了。
一进家门，老婆望着他那急慌慌的神色，担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啦?”
他走到老婆跟前，放软了口气说：“兰子妈，跟你商量个事……我想把咱那块地卖掉!”
“卖地?”老婆很少听到丈夫用这样柔和的口气说话，猛一听，不觉有点奇怪。
“是啊，要卖掉!”程元吉说，“不瞒你，我用钱给山上置办东西。咱们，卖了地再租点地种，我多打几个长工，你多做点针线，还能过得去，可山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咱拍拍胸膛摸摸心，不能不管哪!”
老婆没有说什么，她懂得丈夫的心。她不声不响地拉过箱子，找出那张地契来，交给丈夫，却不禁流下泪来——她心痛自己这点唯一的家产哪。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这点地，甚至这全家人，比起解救受难同志的事来，显得太微小了。经过一晚上的奔走，地契又落到了萧家地主的手里……
第二天一早，他带上这笔钱又进了城。自然，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少不了又费了些劲：对这家店说要打猎，对那家店里说要做爆竹，好容易凑集了十来斤黑药，和一些黄药。剩下几个钱，又买了一点医药。
傍晚，他找个僻静地方，把这些东西装到粪桶里，上面隔着油纸盖上层干粪。他的身份掩护了他。他混过城门岗的盘查，出了城，一气就赶到了指定的地点。
小小的破山神庙里挤满了人，队长、政委焦急地在庙门外走来走去。大家一见程元吉来了，连忙迎上去。政委接过药包，高兴地拍着程元吉的肩膀说：“老乡，真得谢谢你呀!”
“哎，算啦，自己人嘛，说这干啥?”他本想把自己做的事瞒过去的，但想起了接头站遭到破坏的事，就说：“只是那个接头的地方再也别去人了。”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谈了谈。
队长、政委和同志们都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政委紧紧地抓住程元吉的手，激动地说：“好老乡!你这样爱护自己的军队，我们也永远忘不了你!只是……”政委搜索了一下衣袋，为难地说：“只是我们一时没法报答你。这样办吧!”他摸出钢笔，在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头，借着电筒的亮光，写下了几个字：飞今借到灵田村程元吉老乡火药十六斤，药品一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支队长柳笙政委吴功强
1934年12月18日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