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一】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文段二】
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建立‘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返回长沙,开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同时继续在新民学会开展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北洋政府很反感,认定湖南要是与北平脱离关系,就能更加迅速地实现现代化。
(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文段三】
我记得1920年有个插曲。当时新民学会为了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组织了示威游行,结果遭到了警察的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上升起红旗,遭到了警察的禁止。示威者指出,根据宪法第12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可警察不听。他们答道,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宪法课,而是要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此后我越来越确信,只有通过群众行动赢得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确保实现有力的改革。
(选自《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