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杜甫七律《登高》是历来唐诗选本必选之作。明代探讨“唐人七律第一”的问题，这首诗成了一个焦点，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之后四百年来几成公论。
“七律第一”的提法，始见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是频频赞颂杜甫的，可是说到“唐人七律第一”，却不提杜甫。
至明中叶，明人对“唐人七律第一”的命题发生了强烈兴趣，更多文人参与探讨，又补充了苏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崔颢《雁门胡人歌》、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张说《侍宴隆庆池应制》、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以及杜甫四首作为候选，共计七人十一首。
其中，王世贞提出杜甫《登高》《秋兴八首》（之一、之七）及《九日蓝田崔氏庄》四首候选，随后，其弟子胡应麟在这四首杜诗中选出《登高》，并把它从“唐人七言律第一”拔高到“古今七律第一”。此后虽有不赞成者，但因未能提出更有力的竞争诗作，故胡应麟一锤定音。
在诗歌浩如烟海的中国，《登高》能登顶四百多年而不坠，这绝对不是一桩偶然事件，而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将其他候选作品跟《登高》比较，来窥探古典诗学的终极理想。
崔颢的《黄鹤楼》，因为《沧浪诗话》的影响，在“唐人七律第一”的角逐中，最初是《登高》最强的竞争者。早在明初，高棅《唐诗品汇》收“七言律诗”九卷，即取崔颢、李白等为“正宗”，崔颢居首，而另置杜甫为“大家”。而《黄鹤楼》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在前四句不合七律体式，明人胡震亨即指责：“今观崔诗，自是歌行短章，律体之未成者，安得以太白尝效之，遂取压卷？”许学夷虽然宣称“崔颢七言律有《黄鹤楼》于唐人最难超越，太白尝作《鹦鹉洲》《凤凰台》以拟之，终不能及”，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不够“合律”。尽管如此，《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侍宴隆庆池应制》《积雨辋川庄作》等诗，形式都不弱于《登高》，却也全被淘汰，这说明：形式只是入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内容仍然是决定因素。
那么，《登高》的内容，跟其他候选作品有何不同？
《黄鹤楼》之外，最有可能跟《登高》竞争的，其实是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比较这三首诗。首先，三诗写景都极为出色。“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皆千古名句。但我们仔细辨析，三诗的场景壮阔有别，激发的情感实有差异，套用西方美学术语，王维激发的是“优美感”；杜甫激发的是“壮美感”，直面超越个体的庞大宇宙；崔颢的“壮美感”则介于两诗中间，强于王维而弱于杜甫。在壮美的强度上，三诗呈现出杜甫>崔颢>王维的排序。
三诗还有另一差异，《登高》和《黄鹤楼》是悲剧性的，而《积雨辋川庄作》则是喜剧性的。自古希腊以来，欧美诗学便认定悲剧高于喜剧。跟胡应麟同代的莎士比亚，他的喜剧再好，也没人认为可以匹敌他的四大悲剧。实际上，“悲剧高于喜剧”是东西方文艺的共同预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从未进入候选名单。三诗的悲剧强度，依然呈现出杜甫>崔颢>王维的排序。
《登高》前两联有宇宙的宏伟，后两联有个体的悲怆，两相叠加，个人的悲怆遂有了宇宙尺度的重量，其他诗跟它比都显得分量太轻，远不如《登高》“气象雄盖宇宙”，遂被淘汰。
（摘编自杨志《“古今七律第一”神话及其心理根源》）
材料二：
萧涤非在《杜诗选注》中这样评《登高》：“虽是一首悲歌，却是拔山扛鼎似的悲剧。”
这里的悲剧是一种美学范畴，它的客观基础是人的苦难和死亡，是把个体人生的痛苦和毁灭演示给人看。但悲剧绝不等同于悲哀、悲惨或者不幸，也不是所有人的苦难都具有悲剧之美，悲剧和崇高常常是形影相随的，它要求表现出崇高的因素。
首先，悲剧人物必须具有一定的伟大或正面的品格和素质。杜甫无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忠贞的信念和伟大的人文关怀等，他始终积极的入世直面惨淡人生，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所以诗中所写的虽然是个人的不幸，却依然有悲剧的震撼力。
其次，悲剧人物的不幸痛苦必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必然性。造成杜甫不幸的原因有多种，但安史之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场持续八年的灾难使强大的唐帝国走向衰落。残酷的战争使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样杜甫的不幸便不仅仅存于“私人生活”的狭小领域，在其个人悲剧的后面有着社会性的现象，这样的悲剧是接近崇高的。
崇高使诗的境界更为阔大，悲剧使其情感更加深挚，这正是本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的原因。
（摘编自郭杨波、周涛《崇高与悲剧之美——杜甫〈登高〉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