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士”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节”指节操，“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这里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是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挺了。
《吕氏春秋》专门有一节就叫“士节”：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
文中强调“士”的操守的坚定、人格的独立，并夸大士的能力和作用，强调了他们的“独立”和尊严。但这种强调本身就缺乏底气，因为已经没有了制度的保障。当时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渴望统一天下、传之万世；弱者也在争取一席之地，至少也要保守社稷，使祖宗的香火不致断绝。而士是各国争夺天下的助手，一些士人还制造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舆论，一时哄传，当时诸国的国君争相从各国引进士。于是，需求者众，“士”自然会以为奇货可居，不必对统治者低三下四，“说大人则藐之”，士仿佛坚挺起来，但这离真正的独立性还很遥远。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那时毕竟离贵族社会相去不远，每个阶层的人们对属于自己操守的记忆，尚未完全丧失，有的还能严格遵守。还应该看到，当时学派蜂起、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游走于诸侯之间，在游说人君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在许多学者看来君臣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之间互有权利义务。这样，当时的士人不仅争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赢得了一些做人的尊严。士人们的进退出处也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些在当时的诸子（除了法家）著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此时传统的保护士节的制度和措施也受到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尊重，其中《礼记∙曲礼》中说“刑不上大夫”就是重要的一条。这也是使士人保持“节”的一个外部条件。
先秦诸子大多看重士节，有的还张扬士节，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品格就是一例，他们对于君王权力的扩张有不同程度的抗拒。儒、墨诸子是以“帝王师”自视的，道家特别是庄子视权位如腐鼠敝屣，不值一顾（后世遂有与君主不合作的士人）。他们的为人也多有品、有守、有趣。唯有法家把权力绝对化，漠视众生，面目可憎。他们造就了对君主奴颜婢膝、对臣民冷酷无情的酷吏。后世所说的“三纲”的首倡者实际上是法家。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法家认为统治者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力，臣民只是他的驯服工具，应该绝对服从，否则不应在世上存在。法家代表人物所制订的治国方略剥夺了后世广大士人保持自尊和节操的外部条件。
这个法家的理想国，被称作“虎狼之国”的秦统一了天下。秦野蛮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起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实现大一统后，士人的依附者只有皇帝一家了。士的出路被皇帝垄断，他们在惟一的主顾面前再也硬不起来了，“用之则为成，不用则为鼠”，士人保持节操的外部条件基本上消失了，士人变成了非得依附某张“皮”上的“毛”不可。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循此而递减。例如古代大臣与君主之间可以从容地坐而论道，唐代的宰相在皇帝面前还有座位，到了宋初，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明清两代，士人地位跌到了低谷。明代的诏狱、廷杖，清代的跪见奏对制度和申斥制度，残酷地摧毁着士人的尊严。士节所依存的外部条件几乎消失殆尽了。
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尽管新产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带着士人的深刻烙印的，但他们已经不是依附在皇权专制制度上讨生活的官员或准官员了。他们不再是依附在专制国家这张“皮”上的“毛”了。他们是国人中最早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中一份子的，他们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或者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选自王学泰《说士节》，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