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对上海话的引入不仅表现在方言词语、句式的点缀，更倾向于营造沪语氛围，呈现“江南语态”的气韵。比如写梅瑞接触了老板阿宝后，决意与沪生分手，二人对话如下：
梅瑞说，我与沪生的关系，告一个段落，可以吧。
沪生说，跟四川路男朋友，预备结婚了。
梅瑞摇手说，我想静一静。沪生不响。
梅瑞说，以后，我做沪生的妹妹，可以吧。
沪生说，可以。
梅瑞说，妹妹对哥哥，可以讲一点想法吧。
沪生说，可以的……
梅瑞的寥寥数句，是娇嗔嗲语，是幽怨婉转，是欲言又止，是“有礼有节”表明心意；而被拒的沪生也自然意会，“不响”的静场处理，婉曲意深。在《繁花》中作者使用了千次以上某某“不响”的形式，紧张又舒缓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有节制的微妙关系，而这种需要延时揣摩的内在语义，正是作者所营造的美中带刺、柔中含韧的“江南语态”独特的腔调与味道，上海的城市记忆、世相风俗，上海人的典型形象都在作者创造的方言语码中得到了复生。正如作家张辛欣所言， 《繁花》具有“优雅之野心”，是“当今几乎不可能出现之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