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几年间，本书作者（熊培云）陆续接受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湖南经济文化》等媒体的采访，就本书的写作及其他若干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以下是节选的部分内容。
问：土地流转改革被称为自实行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土地可被农民换成“看得见”的资产，这算是不小的进步吧？
熊培云：有了土地流转，农民可以互换土地、出租、入股，对土地的使用灵活了，这些无疑是有进步的，但进步得还不够。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说得多好！凡事都有个根本。就像我们常讲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宪法，这个国家就少了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责任与关爱，这个社会也少了灵魂。将土地还给农民本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私有产权不仅可以抵挡权力的入侵，而且可以提高农民的议价权。这些年大家之所以赞美物权法，正是因为受保护的物权不仅保障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构成了针对权力的防御与分权。如果产权能够得到真正地保护，一个人失去权利也不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因为他其他方面的权利是有保障的。____。
有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认为土地一旦开放，许多城里人就会到农村去买地，然后呢，农民会不顾一切，为了换酒喝或者给孩子交学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后的结果是农民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没几个人会因为买酒喝而卖土地，如果一个国家逼到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应该反思的不是为什么农民要卖土地，而是为什么农民会穷到要卖土地。上述担心与推理同时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最终判断者。
问：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城里过得并不好，有的甚至睡在广场上、桥洞下，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呢？农民是心甘情愿被城市绑架吗？
熊培云：不是农民被城市绑架了，而是被贫困绑架了。绝大多数农民是因为农村收入低才到城里去，城市只是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地方，而不是痛苦的源泉。从心理上说，他们背井离乡可不是想在城市里“受虐”。城里的花花绿绿的确足够吸引他们，但我也注意到许多中老年农民更愿意在乡村生活。对于他们（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来说，城市只是个开眼界、见世面、多赚点钱的地方，而不是他们生活、更不是养老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农民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当然，他们多半也没有能力在城里买房子。
问：很多人感慨“回不去故乡”，您也多次著文提到对于故乡沦陷的担忧与伤感。农村对您意味着什么？
熊培云：有故乡是件美妙的事情。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意思是说，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故乡何尝不是一种恒产。我讲“有故乡者有恒心”“有故乡者有敬畏”也是相同的道理。利希滕伯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人类来说，天堂也许是最容易的发明了”。托·富勒也讲过，“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一生的普通人，总想进入天堂。”两句话合起来就是想去天堂的人跟着发明天堂的人跑。结果是我们把有瑕疵的尘世抛弃了，而完美的天堂也没有得到。中国乃至历史上的很多悲剧，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个天堂，而毁坏了各自的家乡。
完美的世界并不存在，回到故乡，是承认人的条件与局限，承认自然的法则，承认理想的恒久。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有故乡的人不稀罕天堂，也不会跟着别人跑，他只要一点一滴的建设他的故乡。
我还想补充的是，故乡对于我而言，更是一个精神家园。我的乡愁不只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于将来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转型期的乡愁。而且故乡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村庄，它是一组变幻的意象。有时候它是天上的一片云，有时候它是大地山川中的万物，有时候它又是一个城邦。你熟识那里的每一个人，你们曾经在一起居住与生活，你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材料二：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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