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沈燮元先生是忘年之交 ， 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认识了。我们之间的互动，是因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起。1977年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专家学者为即将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起草了“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三个文件。次年的3月26日至4月8日，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全国会议就在南京举行，而我和燮翁都参与了会议发表了意见，那一年，他54岁，我33岁。
①1980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在北京虎坊桥香厂路国务院信访招待所开始进行，②燮翁是子部分编室的主编。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每天在分编室里接触的是大约八百多个图书馆上报的海量卡片，④面对各种不合规范的著录方式，⑤也只能凭借经验去辨识卡片上的错误著录。燮翁和我私下里调侃说：我们这些人成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我们都成了“骗子手”了。当然，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眼界更为开阔，分辨及鉴定能力也相应提高许多。
四年前，我曾为燮翁的《沈燮元文集》作序。序文的最后一段是：“燮翁高龄，今年九十有五，已逾鲐背之年。更难得的是他康健如昔，不时往来苏宁两地。”“燮翁在图书馆学界中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可说是芝兰玉树 ， 无人可出其上，其阅历之资之深，大家也只能望其项背。”“很多见过燮翁的朋友，都为老人的健康而感到高兴。我亦以为待到山花烂漫时，老人古稀之年 ， 能再约上一班好友，好好作一次畅怀痛饮。”如今只有叹之、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