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朝时期，史无专官，史官均由内阁、翰林院、各部院衙门以及征召、荐举、招考的学者担任，史书修完，史馆撤销，史官解散。比如钱大昕两次奉敕参与志书的修纂，与馆中同仁讨论体例，交换看法，逐步形成自己的方志修纂思想。乾隆三十年（1765年）国史馆在东华门内开馆，蒋良骐入史馆编纂、在纂修国史的过程中，不断抄录史馆资料，积少成多，遂编纂成书，是为《东华录》。尽管专制政权对史馆控制严格，但只要不触犯大忌，统治者一般都会“开明”处理。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潘耒等入史馆的私家学者提出核事实、乘公心、彰直道的思想，主张作史一定要“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学者们在治学方向和方法上相互影响，甚至诸如经世致用的私家史学理念在官修史书中得以体现。但是所修史书切近帝王根本利益，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修史准则，特别是乾隆对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体例、内容等乾纲独断。晚清时期，一大批触觉灵敏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王朝危机，研究边疆史地和域外史地，魏源、姚莹等都是先行者。
——摘编自王记录《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从清代学者的活动看官、私史学的联系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