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叙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汉语词语，而非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新概念。它指按照一定的方位次序或时序叙述事件（由天文到人事），“叙”是其发生方式，“事”为其活动载体。深入考察，可知“叙（序）事”最迟出现在《周礼》的有关记载中，经两汉时人评价《史记》而在曹魏时期形成史学领域的表意功能，并在唐代上升为一个理论术语。此后，经由历代学人的运用，“叙事”不断积累起丰富的内涵，并与小说诗文评点形成交叉，孕育了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体系。
从史学自身的品格出发，就“叙事”一词的构成来看，“事”当为其根本，即有“事”可叙，方能称之为“叙事”。两汉时人评论司马迁《史记》“善（述）序事理”，其具体表现是由“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支撑的“实录”，表明《史记》所揭示的“理”，也来源于真实的“事”。这些依真实之“事”而生成的道理、事义，是人们品读历史著作时所收获的最重要的启示，正由于此，人们才会对历史产生敬意，史学的致用才得以实现，史学的求真才有其价值。
在中国传统史学语境中，“叙事”也作名词化理解，表示史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史书之中，有以叙事为重者，有以议论为重者，当然也存在考订、辞命、叙例等多种成分。由于朝代更迭而形成的周期性现象，运用编年、纪传两种体裁写成的朝代史构成了中国古代史书群体的主干，从中我们得以观察到中国古代史学具有重事、主人、寻美、用意四位一体的叙事风格。
总之，由于“叙事”在史学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对“叙事”的探讨、反思不断拓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范畴，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生长。
（摘编自朱露川《史学叙事研究与中国自主的叙事理论体系》）
材料二：
叙事是历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又与文学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学家虽不能像小说家那样虚构，但依然可以借助修辞、想象、文字编排、情节设置去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历史学家并不排斥叙事，反而会运用叙事拓展和深化作品的意义与内涵。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叙事的历史开始式微。历史学家不再热衷于讲述一个故事，而是侧重历史在反映过去之真相时的证据问题，史料的甄别与考证被提到了日程之上，叙事的历史转向了以追求客观性、准确性和规范性为目的的科学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计量史学兴起，并迅速成为历史学家探知和把握过去的有效工具，史料被化约为各种数据和数学建模，各种可视化的曲线、图表和公式则取代了寓意于文字之中的叙述。21世纪初，叙事在这种以数学方式研究过去进而预测未来的实践中，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不过，另一方面，叙事也没有远离历史。几乎就在计量史学风行欧洲和北美的同时，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于1979年发表了《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传统历史的反思》一文，对叙事历史的回归予以了深刻剖析。斯通认为，叙事的复兴其实是对历史研究中量化方法以及历史解释的经济决定论模式的不满甚至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被冠以“微观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等诸多称谓，但又可以被统合在“新文化史”这一标签之下的史学新范式迅速发展起来，它将视角转向底层、边缘以及那些支离破碎但又亟待被连贯起来的各种“小写的历史”。所有这些，最终被集中在对个体和单一事件的描述上，比如卡洛·金兹伯格描述的磨坊主、娜塔莉·戴维斯笔下的马丁·盖尔等。而对个体经验和事件史的描述，恰恰是叙事可以在其中大显身手。
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以来，新文化史及其所掀起的文化转向浪潮开始消退。但叙事并没有随之衰退，而是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下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确定性的时代，叙事或许仍是深入体察过去进而把握未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将过去塑造成一个连贯的叙事，这种追求不会从历史学家身上消失。
当然，历史学家的叙事一定是以证据和史料为基础的，如果超出了这一限度，就有可能陷入真实性丧失的危险境地。比如一些新文化史的实践者，倾向于从心理和情感的层面叙述个体的故事，但因为缺乏史料的支撑，往往容易跨越历史叙事的界限，进入到文学创作的虚构之中。同时，考虑到时代之差异，即便史料和证据充足，今人对古人的理解也是有限的。
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微观研究近年来愈发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将个人的经历融入诸如社会转型这样的大事件中，进而弥补因史料不足而导致的叙事断裂。由此可以看出，经由新文化史而复兴的叙事，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叙事，但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因而依然值得历史学家去追求。
（摘编自张旭鹏《历史叙事的意义与限度》）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