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朝时期的地理景观是村落遍布各地，朝廷触角直接深入到村落内部。北朝很早就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自太和中叶以后，“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掌握户口、交纳赋役等工作。同时，村落中依然存在“乡里”编制。朝廷也利用乡里的名称灌输儒家思想，推行教化。由于统治者沿用先秦以来的传统，自都城到郡县均设刑场于“市”，村民时常会遇到处决犯人的场面，从中可以直接感受到朝廷官府的赫赫威力，有心人也能从中察觉到政治的细微变化。
——摘编自《中国古代村落与城镇的演变》
材料二 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已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丧失主权。近代中国先后开辟的70多个通商口岸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基地和桥头堡，又是输入近代文明的主要阵地和前哨。西方一些先进工业文明的涌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的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近代城市的崛起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因商而兴，由工而盛”。
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赵津、李菁著《论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百年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