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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024高二下·河池月考)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个说法自然没错,但它在强调《诗经》的文学特征时,忽略了它在伦理层面的意义——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严格地说,《诗经》是一部伦理的乐歌总集,它是华夏先民把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家庭、婚姻、人生、自然等诸多方面的态度与认识,通过自然的歌唱,最诚挚地表现了出来。所以,如果在概括《诗经》是怎样一部著作时抛弃了“伦理”二字,对《诗经》性质的定义就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

    近代学者曾经认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是恢复了《诗经》本来的面貌。顾颉刚连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上的大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明确指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当时一批学人,如胡适、郑振铎等,都参加了关于《诗经》性质的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但是《诗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仅仅是一部“诗歌总集”能够概括的吗?显然不能。我们还必须看到,它是“诗”也是“经”,它是文学与伦理的凝合。“诗”成就了它的美质,伦理成就了它“经”的地位。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作为文学对待,我们就会把两千年来研究《诗经》的大著作当作封建的垃圾处理掉,这对前人的成果是一种极不尊重的态度。

    《毛诗序》说,《诗经》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从“情”的角度说,它是“诗”。我们每个人都有“情”。人常说“七情六欲”,何谓七情?《礼运》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也就是说,这“情”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就能获得。情是一种生命活力的表征,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没有了“情”,不喜不怒,不忧不乐,不怨不惧,这说明他的生命力已经走向衰竭了。所以《诗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表达情感要看对象,要分场合。所以这“情”,要能“发”能“止”。“发”是起点,“止”是终点。发所当发,止所当止,这就合于“礼”的要求了。我们给《诗经》在“五四”以来的性质认定中,加了“伦理”二字,这“伦理”的意义便在“止乎礼义”中。因为“止乎礼义”,就意味着要合于道德规则。像中国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形态的东西,都要在这歌唱中体现出来。

    这里还须提到一点,《诗经》中的诗歌,原来是配乐奏唱的,因此有人说,《诗经》在它的时代,音乐生命远盛于它的文学生命。而这种唱奏,都是在礼乐的规定下进行,它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主要载体。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诗经》,原因正在这里。所以我们对它的定义是“伦理的乐歌总集”。

    (选自刘毓庆《〈诗经〉:顺人情而循礼仪》,有删改)

    材料二: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如此意义之文学,《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诗》的时代,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里说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来意义。在此意义的封建制下,以社会等级论,可以划分为贵族与非贵族,前者包括大夫与士,后者为庶民与奴隶。以居住地域论,可划分为国人与野人,前者包括贵族、工商,后者为庶人。若依社会职能,则又可分别为二,即劳心者(贵族)与劳力者(非贵族),前者的社会职能为政治、军事、文学,后者为农、工、商与各种贱役。因此,《诗》中写到的从戎之君子,不会是士以下的庶人。庶人与奴隶,那时候王可以把他随土田等物一起赐予受命者。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

    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幽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人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山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远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

    (选自扬之水《诗经别裁》,有删减)

    1.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 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了《诗经》的性质,但侧重角度不同,材料一侧重《诗经》的伦理性、礼乐性,材料二侧重其文学性。 B . 材料一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的说法忽略了《诗经》伦理层面的意义,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也是错误的。 C . 材料一指出,前人“《诗经》是文学,不是经”的共识是不对的,认为它是“诗”,也是“经”,是文学与伦理的凝合。 D . 材料一认为,《毛诗序》对《诗经》性质的认定中应该加上“伦理”二字,这样才合乎其“止乎礼义”的说法,才合于道德规则。
    2. (2) 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先秦所指的“文学”和今天所指是不同的,在先秦时代专指流行于当时的文献典籍。 B . 《雅》《颂》《风》都不是出自里巷歌谣,可以推断《诗经》的作者不可能出自奴隶。 C . 《诗经》中从戎的君子不会是庶人,因为当时庶人没有从戎机会,也不会被称君子。 D .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虽是写劳动的诗,但并不被认为是反映劳动者生活的诗。
    3. (3) 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诗经》的伦理性的一句是(    )
      A .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B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国风·秦风》 C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郑风·子衿》 D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辖》
    4. (4) 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材料一首段运用“但”“而”“所以”“如果”等关联词,增加了论证的文学性。 B . 材料一从文学、伦理和乐歌三个角度综合论证了《诗经》的性质,严谨而有序。 C . 材料二第二段为论证《诗经》不是出自里巷歌谣,特意论述了庶人的生活状况。 D . 材料二末段在区分“劳动”“劳动者”等概念基础上指出《诗经》不是民间文学。
    5. (5) 作者是如何论证《诗经》是伦理性乐歌总集的。请结合材料一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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