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既然历史记录难以拒斥文学叙事，那么作为虚构性产物的文学作品是否就完全没有真实、客观的历史叙事的因素呢?一般认为，小说是最具有虚构性的。通常小说中最重要的元素如人物、情节、环境等大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属于文学叙事的范畴。但是，如果随便考察一部小说，会发现哪怕是最荒诞的小说也能找到大量历史叙事的影子，也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想象力和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固然，《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自然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可是作者对各种妖魔鬼怪和超自然现象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也集合了当时普通百姓的想象。也就是说，吴承恩虚构的妖魔鬼怪世界也真实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是一种客观的思想史记录。从中我们能窥探到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和思维模式，这其中其实已经隐藏了思想史叙事的影子。另外，小说中的唐僧在三个近乎神仙的徒弟的帮助下去西天取经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是众所周知，这个故事的原型是玄奘西域取经，这也是文学虚构中的事实。唐僧经过女儿国无疑是杜撰的，但小说中讲述的穿越国界要获得通关文牒无疑是历史事实。这些都是这部文学作品中历史叙事的踪影。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涉及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问题。他指出《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不是事实，但元朝以及明朝时罪犯得一度牒便可借佛门逃脱朝廷追捕却是事实。《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然不是事实，但明清间乡曲人一旦金榜题名便成特殊阶层却是事实。元杂剧《窦娥冤》中窦娥被杀后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直到她父亲窦天章任廉访使窦娥的冤案才得以昭雪。窦娥、窦天章等历史人物及其故事情节都是文学虚构的产物，但根据研究，这些作品中提到的司法制度则是事实，它们也都属于历史叙事的范畴。
由此可见，虚构的文学叙事当中同样可以找到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的痕迹。历史叙事中经常掺杂着文学叙事，而文学叙事也并非与历史叙事绝缘。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历史学家在历史叙事中融入文学叙事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因为史料缺乏，历史学家不得不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填补这种史料的空白，以求得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如《史记》中“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鸿门宴”等历史场景细节描写就属于此类。有些则是受当时所处社会和文化的局限而造成的，有些则是受政权阶级意识形态控制所故意采取的手段，等等。而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原因同样是多样的。有些是作者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有些是作品中无意透露出来的，有些则是情节设计或者人物塑造的必要，等等。
（摘编自李桦《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关系》）
材料二：
“叙事始于叙史”这一命题，不只具有事与史字义相通的自证逻辑，更是中国经典文本实际存在状态的体现。对中国经典文本的另一种应有认知是，历史是内容，文学是方法之一，而且这些所谓的文学方法，包含有近代学科划分等影响下的阐释意味。对此，可以看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发生的时间：中国文学叙事衍生于历史叙事乃至记事。这里使用“衍生”一词，是对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方法部分重合的基本解释，也为明确历史叙事中包含有文学意味的非主观性。
文字是历史叙事的载体之一，书面文本也是本文讨论历史叙事的立足点，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学叙事的方法存在部分重合，但这种重合并不影响历史叙事方法的独立性。其一，中国早期文本中存在与历史叙事相对应的文学叙事系统，《诗经》中的叙事诗之外，我们仍强调更广泛的“诗具史笔”，而学界更倾向于将诗学纳入文学范畴，历史叙事则是另一种独立的存在。其二，以“散文”为形式的文本中，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学叙事的方法在产生时间上具有明确的先后关系，一些原本属于历史叙事的方法，其后为文学所借鉴，乃至于再反向影响历史叙事的方法，都与“历史的方法”的独立性无关。其三，退一步讲，即使历史叙事的方法在文学叙事中完全适用，也不能构成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的充分条件，因为文学叙事的方法显然不能在历史叙事中完全适用。
历史叙事文学意味的非主观性，主要指向其文学意味中的后代阐释与接受，可以简单表述为“我们认为它是文学的”或者“后来它变成文学的”，根源是文本认知差异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能因为认知的差异而断然否定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此外，历史小说的接受等也会影响对历史文本真实性的判断。包括历史事件被文学化表达，包括文学作品对历史的演绎，也包括相类似事件带来的通感联想。
（摘编自杨金波《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时间”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