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掾”之称；竹林人物向秀直谓“儒道为一”；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
（摘编自田余庆《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有删改）
材料二 毫无疑问，嵇康以其高洁之品格，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崇敬，试想他入狱之时，名士争相入狱以求替其罪，太学生上书请以其为师：临刑时顾示日影，从容弹一曲《广陵散》，这是一种怎样的潇洒风流。嵇康的悲剧，确令千载之下为之感喟哀伤。但是这个悲剧的历史意蕴却未曾为人所注目。
两汉之后，儒家的处世哲学一直成为中国士人人生观的基本架构，或出或处，都以之为基本准则。玄学思潮出现之后，士人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正始玄学家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都并没有寻找到一个反映玄学思潮的新的人生观。就是说，玄学理论本身是在现实需要中产生的，它是个性解放之后的产物，它的特质是返归自然。但是这些玄学家还没能把这个返归自然的理论变为一种人生观。把它变为一种人生观的，是嵇康。
这个人生观的本质是把人性从礼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追求个性的自由。但是，任何个性的自由都存有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感情欲望与理智的关系问题。人是社会的人，他既是自我，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不可能不受任何约束而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两汉以后，礼法已经成为维系社会的基本准则，深入到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的一切领域，要摆脱它的约束，必须提出新的道德准则，新的人际关系的构架，而嵇康的玄学人生观却并未能解决这些问题。他只提出了以自制的办法来约束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如他在《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所论述的。这样一种玄学人生观，不可能维系社会的存在，不会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它没有外在的必要约束。
这样一个玄学人生观，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它之注定为社会所摈弃，也就势在必然。高尚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其高尚，而感动人心；而以其远离现实，却以悲剧而告终。
嵇康的悲剧，还纠结着当时士人与政权的关系的种种复杂因素。嵇康的强烈的反名教的言行，作为玄学人生观的典型代表，它显然代表着当时崇尚玄风的激进的士人的情绪倾向。嵇康自身，并非以反对司马氏之行动而被杀，但司马氏之杀嵇康，却实在包含有打击名士们的对立情绪、给予警告的意味。从思想上说，嵇康的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从政治上说，他却是不知不觉代表着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的不满情绪，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生命，以弹压名士们的不臣服的桀骜。
（摘编自罗宗强《嵇康：悲剧的典型》，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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