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
1920年的余云岫与杜亚泉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
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和1934年发生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名为中西医之争，实际上乃是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医存废之问题。论争的范围，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的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卷入了政治势力及政治派系冲突的漩涡中。
1941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中医争夺生存权的话语从学理的探讨转换为民族求生存的民族主义话语，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中西医学理的论辩淡出，而意识形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
——摘编自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
材料二 1929年及其以后的中医废除之争，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医学界的二元格局。中医界虽然屡屡遭到打压，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去。西医虽然把持国家卫生行政且拥有中医无法比拟的学术地位，但也无法让中医全军覆没。这次斗争为中医药界自身的生存发展迎来了契机。其一，抗争与发展是近代中医药界两大主线，抗争中建立了团结，改变了原来中医界的内部关系和职业精神；其二，废止中医之争促发了中医界的紧迫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中医界不得不谋求自身的革新与改良，自觉进行科学化的尝试，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或许可以说，废止风波最终为中医药界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的胜利。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