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中成长
李晓晨
我终究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量，这一切发生得缓慢却坚定不移，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
几乎还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身处摩肩接踵的医院里，周围菜市场一般熙熙攘攘，队伍绵延几十米一直排到大门口。从门口望出去，大朵大朵的白玉兰正在庭院中怒放，它们盛开得如此热烈，给这嘈杂拥挤的地方带来难得的光亮。正午时分，玉兰树下挤满了看花的人，阳光热烈、慷慨地洒落在人群里，我从他们中间穿过。一些人站着，一些人坐在轮椅上，或是躺着——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多么一往无前又多么焦虑无措。
今年4月，母亲第一次来北京小住，其中，二十多天是住在医院里。几个月前，我和她都未曾想到，春节假期后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聚。开头就是一连串的检查：抽血、CT、核磁、超声、心电图……起初，母亲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刚强，那种属于“母亲”的独当一面，努力吞咽下含有各种营养的饭菜，克服腿脚的软弱坚持运动，详细回答医生护士的询问，从一只羊数到上千只再数回来，只为了获得五六个小时的睡眠。不过，随着手术的日益临近，一切迅速发生了改变。她从白天到黑夜都躺在床上，不肯动弹，不想看见医生、护士、病友，也不想看见自己，只有在我来医院时才有几分活力，能勉强在走廊里溜达几圈。一种力量正从她的身体里抽离。而我，则似乎在瞬间获得了某种力量，逐渐变得沉稳、坚强，仿佛有了山川大河的模样。
对所有住在医院的人来说，时间显得严格而漫长，二十四小时共计一千四百四十分钟，每个刻度都包涵确定的指向。清早6点，护士走进来测量体温血压。7点，医生们开始查房。我会在他们走到六十床时，恰到好处地提出个把问题，然后小心翼翼地记在手机备忘录里——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可不问又觉得不踏实。等到9点，几个黄色白色的药袋就挂满了输液架。
我抬起头仔细辨认上面的字，猜测它们如何进入人体发挥神奇的作用。恍惚中，好像回到了儿时发高烧的那个夏日，小小的我躺在病床上哭哭啼啼，母亲用凉毛巾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瞅准时机灌下杯甜甜的蜂蜜水。
这一次，换我揽过她的肩头，跟在医生身后飞奔到手术室门口。手术床像长脚一样跑得飞快，生怕让人追上。等再见到母亲，已经是四个多小时以后。“听见我喊‘妈妈加油’了吗？”我问。“当然听见了。”她说，“我也冲你喊了句‘加油’呢。”这句话我没听见，那会儿早就哭得有些慌乱，然后站在手术室门外想象着无数个画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手术室最外层大门洞开，偶尔走出来一两名医生，飞快地推出盖着同样绿色被单的患者。我想走到椅子那里坐会儿，两条腿却像生根一样没法动弹。又有医生出来巡视一番，喊出几个名字。等在门外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既渴望得到消息，却又害怕这消息和自己有关。我也同样害怕，但又告诉自己必须扛住。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得不走向生活的前台，长出一副看起来很坚硬的钢铁铠甲？
十三年前，我硕士毕业后一心一意要来北京工作。彼时，我不知道自己将遇到谁，也不知道将解答什么样的人生课题。在没和生活劈面相逢的时候，我拥有无所畏惧的勇气。而这勇气在十几年间让我一点点改变，终于可以假装若无其事地站在手术室门外。
母亲看着我，在这个城市，她的眼睛里只有我的影子。
我无师自通地开始安排母亲的生活，一日三餐，衣食起居。其实也不难，这十几年怎么过，眼下的日子还是怎么过。柴米油盐，谁又生来懂这些？几十年来，母亲就从一个曾经烧糊了锅底的女孩，变成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的人。父母注定慢慢衰老，我们相处的时间有限，这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情。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终究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量，这一切发生得缓慢却坚定不移，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
“你有想到过女儿这么靠得住吗？”有人问母亲。“怎么能想到呢？”她说，“过年的时候，她还是个赖床到中午、等我做好饭端到桌子前的丫头啊。”
（选自2024年5月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我也同样害怕，但又告诉自己必须扛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