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家蟹的大量繁衍无关螃蟹的自身愿望，而是渔民们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作“人工选择”。实际上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有意识地选择哪些动植物应该生存，哪些应该淘汰。我们从小就接触的果蔬家畜来自哪儿？它们是不是在野外自由地生活着，后来才决定去农场过不那么艰苦的生活？不，当然不是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品种都是人类造就的。
人工选择的本质——包括平家蟹、狗、奶牛和大穗玉米——可以归结于：动植物的性状和行为都是遗传的，人类出于某些原因，会选育其中的一些种类，淘汰另一些。得到选择的品种繁衍壮大；另一些日渐稀少，甚至灭绝。
既然人类能让动植物产生新品种，那大自然难道就不能了吗？当然能了。类似的过程叫作“自然选择”。亿万年光阴里，生物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本质和人类在短时间内改变动植物的性状并无不同。这一观点有化石作为证据支撑。化石记录清楚地显示，许多曾经横行于地球的生物如今彻底消失。灭绝的物种，远比现存的物种要多；它们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中已经终结的试验。
物种驯化的遗传变异速度惊人。直到中世纪早期，兔子才得到驯化；咖啡要等到15世纪才被驯化；甜菜则是19世纪；貂依然处在驯化的早期阶段。不到一万年里，驯化让羊从每次产出不到1千克的粗毛，变成了10千克甚至20千克的细毛；奶牛泌乳期产出的牛奶，也从几百毫升增至足足百万毫升。如果人工选择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造成如此巨大的改变，那持续亿万年的自然选择，又能带来什么呢？答案是千姿百态、斗艳争辉的生物界。物种演化绝非空中楼阁似的理论，它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例。
大自然里新生的动植物数量，远比最终活下来的要多，环境压力选择了那些因为偶发变异而更适宜生存的物种繁衍后代。变异——遗传上的突变——是真的，为演化提供着基础素材。大自然选择那些更适宜生存的突变体，导致生命逐渐从一个形态转变到另一个新形态，而这就是新物种的由来。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
人类并不能直接改变物种；他们只是把生物置于新的环境下。是自然法则在影响那些生物，导致它们变异。但人类确实可以在自然变异中进行选择，并按自身意愿让其逐渐累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培育出了更符合自身利益或喜好的动植物。这一过程可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也可能是无意识行为的结果。比如他只是保留了最有用的个体，对于品种本身的改变并未加以考虑……我找不到明显的理由，认为在驯化环境下行之有效的原则，在自然条件下却不会发生作用……生物的繁殖数量，远比最终存活的要多……无论什么物种、什么年月、什么季节，只要它能比竞争对手多一点点优势，或对周遭环境的适应力更好一些，就会打破平衡。
赫胥黎是演化论在19世纪时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推广者，他曾这样评价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著作：“一道刺破黑夜的光，让迷失的人找到了路。无论这条路能否带他回家，至少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第一次读到《物种起源》时，我禁不住感叹：“我居然没想到这一点，真是愚蠢啊！”我猜，哥伦布的同伴们也说过一样的话……物种多样化、生存竞争、对环境的适应，这些事众所周知；然而在达尔文和华莱士驱散黑暗之前，谁也没想到通往问题核心的道路就在我们身边。
演化论和自然选择这两个概念曾让世人震惊不已，对不少今人而言依然如此。生物的优雅简洁，它们结构与功能的高度吻合，让我们的祖先赞叹折服，从而相信那是出自伟大设计师的手笔。即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比最精巧的怀表复杂，而怀表不会自己进行组装，或者慢慢发生变化，更不会从落地钟演变而来。钟表的存在，意味着钟表匠的存在。原子和分子似乎不可能自发结合，创造出那些无处不在的、复杂又微妙的生物。我们祖先掌握的历史记录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认为每个生物都经过精心设计，一个物种不会变成另一个物种。我们渴望理解自然的意义及其法则，而“伟大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恰好满足了这种渴望。这解释既自然，又动人，而且富有人性。但正如达尔文和华莱士所示，还有另一种解释。它不仅同样自然、动人、富有人性，而且比前者更令人信服：那就是自然选择。它使生命乐章随着世代流逝而愈发美妙。
（节选自卡尔·萨根《宇宙》，虞北冥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