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学创作概念，“气”在这里既指“人之气”又指“文之气”。他评价孔融为“体气高妙”，而纵观孔融的品性、气质，则兼有忠正浩然和通脱任性，故在其“以气为文”的过程中也呈现出气盛意遒、逞气豪宕的风格。可见一个人内在的“气”是其为文、为人的重要支撑。这一理论同样可以运用到对魏晋风度的分析上。
笔者认为，魏晋名士之所以表现出精神自由，很大原因是其胸中自有天高地阔之气韵，能容纳自然万物，便能于万物中有所体悟，获得自由与解放。《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顾长康去拜桓宣武墓，直叹曰：“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别人令其形容哭桓温之状，顾恺之说：“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用旷野、疾雷、大海等自然意象来形容，既可看出顾长康对桓温之情深，又可看出其胸中的山河湖海有自然壮大之气。《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司马太傅于斋中夜坐，当时天月明净，太傅叹以为佳，而谢景重却说：“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笑言：“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苏轼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便是化用这个典故，天月明净，自己的内心亦是一片澄澈，如清晨山间吹来的微风，使人感到清爽自然之气，故可将外界的缧绁一扫而空。
魏晋人还有一种“气”，那便是“豪迈之气”。《世说新语·豪爽》篇记载，王敦谋反，想要攻入都城，而祖逖令其退兵，一声“阿黑何敢不逊”使王敦听后便停止计划，足见祖逖作为大将军无可比拟、超凡脱俗的豪迈之气，有凭一人之人格魅力喝退千军万马之气象，不禁让人想起张飞在当阳桥上一声吼，喝退曹操百万雄兵的情景。
《世说新语·识鉴》篇记载，谢玄北征之后，人们街谈巷议怀疑其不振。韩康伯说：“此人好名，必能战。”谢玄得知愤怒非常，他厉声说道：“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复云为名。”在士人如此超脱于现实的魏晋，亦有像祖逖、谢玄这样的大将军，“丈夫提千兵入死地”是为了报效君主，不为半点私利，颇有曹植“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气概，这样的豪迈之气最终也成就了谢玄淝水之战的大捷。
每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气质，如果说唐人是“天才之气”或“盛世之气”，宋人是“理性之气”或“平淡之气”，那么魏晋就是“自由之气”或“超脱之气”，时代之“气”与处于时代中的人物之“气”是互相成就的。
（摘编自白彬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之精神自由》）
材料二：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的思想意识、文化精神和审美风格，囊括了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哲学思想的广泛流传等因素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这一时期，人们更加强调个性和自我表达，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如道德修养、人文关怀、审美追求等，对于人生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这种氛围下，魏晋名士高雅的文学艺术品位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追捧，这也是嵇康入狱后三千学子为其求情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风格，对于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魏晋风度中的生命意识，也推动了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创新。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还在于，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为中国文人基本人格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诸子百家一直试图寻找人生真谛。尽管各家追寻的目标、途径、方式不同，所得的效果也不同，但“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为而治、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等人生理念，终于在魏晋时期经魏晋名士共同的人生实践和精神追求，转化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魏晋风度，实现了儒道互补精神的升华。这是魏晋名士对中国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魏晋名士不再是历史上虚无缥缈的影子，而是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让后世文人都能从这些文化符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为中国传统文人提供了可以自我期许的精神家园。历朝历代都有不少追慕魏晋遗风的文士，其中能够得魏晋风度神髓者，正是那些真正把魏晋风度作为一种人格范式激励和约束自我的人。他们能像魏晋名士那样轻蔑名利、尊乎达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风度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摘编自李文平《魏晋风度的精神品质及其生命意识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