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鸟类的兴趣始于两个名为比尔的人。第一位是我的父亲比尔·勒姆，是他带着我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家附近看鸟，这也是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另一个名为比尔的人，是我在苏塞克斯观鸟俱乐部遇到的比尔·雷什。他每天花上四五个小时观察鸻鹬类和棕色雀形目鸟类。他是一个充满耐心、不知疲惫、专心致志的观鸟爱好者，总是严谨而又翔实地记录观测到的鸟种、时间和地点。而这些重要的记录最终被德玛瓦半岛鸟类协会所采纳，正式成为特拉华州鸟类记录的一部分。比尔是靠目测鉴别鸟种的奇才。他通过观察鸟的整体印象、大小以及形状来鉴定鸟种，他让我明白“看鸟”和“观鸟”之间的区别——前者随意而休闲，后者更为严谨，且目标明确——并督促我从鉴别鸟种转向记录鸟类的行为举止。
长久以来，鸟类被认为是智商较低的一类动物。然而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过去20多年来，全球无数的野外观察和实验室研究都能证明，鸟类的思维能力并不亚于灵长类。有一种鸟会把多达
3.3万颗种子散布在几十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并且在几个月后仍然记得这些种子的位置；有些鸟会计数，做简单的计算。一些报道显示乌鸦在野外使用自制的工具，并且将相应的制作工艺传给下一代。这一行为已有人类文化特征，并且证明了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的技能不是只有灵长类才能习得的。
人们对鸟类认识的谬误来自这样的信念：鸟类大脑容量如此之小，它们只能诉诸本能反应。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事实恰好相反。鸟类的大脑的确迥异于人类，但确实有些鸟类的大脑在身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就像人类一样。不仅如此，当脑力派上用场的时候，脑神经的数量、位置、连接方式比脑容量大小重要得多。而一些鸟类的大脑含有大量的有效神经元，其密度接近灵长类的大脑，神经网络的连接方式也近乎人类。这也许对解释为何特定种类的鸟有如此高级的认知能力大有帮助。如同人类大脑一样，鸟类的大脑也具有偏侧性，即它们同样以大脑左右半球来处理不同类型的信息。鸟类的脑细胞在需要时也会进行新老更替。尽管鸟类的大脑在组织结构上和人类截然不同，但却有着相似的基因和神经回路，显示它们已达到相当高度的心智水平。
尽管鸟类的智力无法媲美人类的复杂思维，但其中已经孕育了复杂思维的种子，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洞察力。关于鸟类是否拥有洞察力，目前存疑，但有些鸟种似乎能够明白因果关系，而这正是发展洞察力的基础。这也同样适用于“心智理论”——一种理解其他个体思维或知识的非常微妙的能力。特定鸟种的某些个体似乎能够站在另一只鸟的立场上，察觉对方的需求，而这是“心智理论”的基础特征。
当然，上述测量智力的标准都是站在人类的立场，我们总是想要拿自己的智慧和其他生灵做对比。不过鸟类也有人类无可比拟的优秀之处，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直觉或者天性使然。也许“天赋”是一个更好的词汇。“天赋”即具备敏锐而灵巧的洞察力，能够应对诸多环境和社会挑战，很多鸟类似乎都能充分地满足这一定义。这通常意味着创新性的行动——比如利用新的食物来源，或者试图主动发掘食物来源。
人类引以为傲的许多智力象征，都或多或少地在鸟类身上有所体现，鸟类智力以独立而巧妙的方式与人类共同演化。人类和鸟类在生物学上的相似性比许多人所想的更多。为什么3亿年前在演化道路上就分道扬镳的生物会拥有类似的认知策略、技巧和能力？其中一点原因是，大自然很擅长创造信手拈来的事物，它会保留各种有用的生物特性，对它们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生存挑战。造成人类和其他物种分化的许多改变并非来自新演化出来的基因或细胞，而是源自现存的基因或细胞的细微变化。
尽管人类和鸟类在演化道路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二者在应对自然挑战的方式上却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一现象被称为趋同演化，在自然界十分常见。鸟类、蝙蝠、翼龙翅膀的趋同形态都是为了适应飞行要求的结果。
人类和某些鸟种都演化出相对身体而言较大的大脑，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趋同演化的存在。二者在睡眠中大脑的活动模式、脑回路以及学习鸣唱和语言方面也存在类似的趋同演化效应。这样的趋同演化有些不同寻常，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人类和鸟类演化距离的时候。有科研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基因活动在人类学习说话和鸟类学习鸣唱的大脑中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表明也许人类和鸟类共享一套关于学习的基因表达核心模式，而这一模式的产生源自趋同演化。
由于上述原因，在理解人类大脑如何学习和记忆，如何创造语言、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如何在物理空间和社会阶层中定位自己等问题时，鸟类成了极佳的参考对象。鸟类大脑回路中控制社会行为的区域和人类十分相似，由类似的基因和化学物质控制。通过研究鸟类社会习性背后的神经化学机理，人类会在同一领域逐渐了解自己。我们如果能理解鸟类在练习某个旋律时的大脑活动，也许就能更好地把握自身大脑学习语言的过程，明白学习一门新语言日益困难的原因。如果能理解在亲缘关系上相距甚远的两个物种为何演化出同样的睡眠中大脑活动模式，我们也许就能解开大自然的一个奥秘——睡眠的作用。
（摘编自珍妮弗·阿克曼《鸟类的天赋》，沈汉中李思琪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