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曾言“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其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司马迁认为《春秋》含有大“义”，如果不通此义，就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春秋笔法”就是通晓春秋大义的关键。
《左传》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晋代《左传》研究专家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里举例说明，如《春秋·成公十四年》载：“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族名，先称“叔孙侨如”，因他秋天的那次出行，是奉命出使到齐国为鲁国国君迎娶夫人，到九月陪国君夫人回来的时候，作者为了尊重新夫人自然要降低叔孙侨如的地位，因而只称“侨如”，此即“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
“志而晦”则是用隐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内容，如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菜”，一个“会”字，隐含的是鲁国被迫出兵的事实以及齐侯之霸道无礼。事前没有商量，一方听任另一方命令或者要求而出兵才叫“会”。《春秋》用字极为严格，军队侵入他国，但没有占领，要用“入”，描述两国作战，“侵”“袭”“围”“歼”“克”“追”“取”“灭”，不同的字表达作者对战争性质、情况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当然在《春秋》里，不是所有事都有记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贯穿全书始终。尽管如此，史官还是要坚持“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寓褒贬于客观冷静的叙述之中，以求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很难说《史记》的“实录”精神不是受其影响。
太史公曾称颂《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作为一种书写风格，春秋笔法以辞意隐约、言简意赅的特点影响后世，古人削竹为简，书写不便，行文不能不注意用语的凝练，没想到竞成后人学习的榜样，“于是《春秋》书法，遂成史家楷模”。到唐初，不仅史学家刘知几根据“春秋笔法”中的“微而显”“志而晦”提出“尚简”原则：“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唐初很多古文运动的提倡者，针对六朝以来“日仿繁复”的文风，也曾大力提倡这一原则，即柳宗元所谓的“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在文学章法技巧上从《左传》中汲取养分。对此，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心有戚戚焉。
他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提倡“简而有法”，并认为“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欧阳修说：“《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善恶难明之际，圣人之所以尽心也。”故欧阳修从作文到修《新唐书》，都以此为指导原则，由他执笔的《新唐书》本纪部分，字数仅有旧纪的 ， 因而他颇以“事增文省”而自豪，但因其过于“尚简”，以至史实不明，其文“非注不可解”，反落得“求简而得繁”的结果，又遭后人讥贬。
-《春秋笔法》（有删改）
材料二：
孔子讲春秋，着眼于其中的“义”。只有搞明白文字的含义，才可能知晓“经义”为何。但《春秋》里那些干巴巴的记事条文里能有什么深刻的意蕴呢？这就要提到“微言大义”的提法。“微言大义”就是“微言中见大义”。
《春秋》的“义”表现为史官记事的方法、原则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层价值观念。作为一部史书，《春秋》的记录者及编辑者的政治观点及好恶都会通过记事的方法、用词反映出来，这也就是后人所谓“《春秋》笔法”。比如，对于同一种做法，《春秋》也根据作者的爱憎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就是所谓“一字褒贬”。比如《春秋》关于杀人，则有杀、弑、歼等不同写法。《春秋》对“自内虐其君”的事件一律称“弑（君）”，这自然是对乱臣贼子的有力谴责。就算同一个“杀”字，天子诸侯对大夫可以称“杀”，大夫之间、大夫对于天子、诸侯也可以称“杀”，但《春秋》里的用法还是有着微妙的区别。《春秋·隐公四年》记：“卫人杀州吁于蹼”，而《春秋·僖公七年》则载：“郑杀其大夫申侯。”虽然两处都用了“杀”，但主语一个是“卫人”，一个是“郑国”。《榖梁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也即是说，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所以州吁有罪该杀。说郑国杀其大夫申侯，则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侯，被杀者就不一定有罪或者杀非其罪。
《春秋》记事的鲜明特征还有“尊王”，要维持周代既有的等级秩序。“正名”就是一个典型的方面。东周时期，王权衰微，以楚国为代表的诸侯国已僭号称“王”。就连孔子在说话时也讲过：“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可见楚人的王号已然是个既成事实。但在《春秋》里，对吴、楚之君，或曰“人”，或称“子”，从来不称“王”。从《春秋》的这种写法看，其作者的确是在苦心孤诣地维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
“为尊者讳”也是一个方面。鲁僖公二十八年，晋军城濮之战大胜楚军，晋文公一举夺取中原霸主地位。这年冬天，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就连周天子也被迫应晋文公之命赴践土之会。《春秋》态度鲜明地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为维持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而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反观《竹书纪年》，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则是“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从史学角度看，这种曲笔隐晦也是《春秋》的一大缺陷。对后世一些史家的曲笔、回护做法造成不良的影响。
-《＜春秋＞：微言大义的六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