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当时的人，基本上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但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②这里需要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地理环境“决定”了什么？“决定”到什么程度？其实，被“决定”的是一个上限或下限，超过或突破极限当然不可能，但是在这个极限之内，人可以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如约旦河的供水量是有极限的，开发粗放的耗水农业只能维持有限的农田，以色列人用暗渠管道取代明渠水沟，以喷灌取代漫灌，同样的水量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而且，人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可利用资源，发现新的地理空间来突破这个极限。
③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在人类早期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难以做出完全自觉、自主、理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④首先，自然环境的变迁。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很难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即使到今天，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探索手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便奠定了某种文明的基础。
⑤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估计比今天要高2～3摄氏度，降水量充足，温暖而湿润。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大量开垦和耕种土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口解放出来，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制作玉器等工作，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都城。有利的自然环境使这些早期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吸引了周边其他群休的聚集，不断壮大，形成核心。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这时的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加上原始植被高大茂密，土壤黏结，土地难以开发利用，一般推测，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
⑥其次，生产方式的选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河流所提供的水量、土地和其他基本资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人类与河流的和谐共生，利益最大化；错误的选择不仅使人类得不偿失，还会伤害河流。但这种选择大多是随机的、非理性的、不得已的，人类往往只能将生存的需求放在首位，或者先考虑本群体的眼前利益。
⑦三四千年前，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和环境宜农宜牧，农业、牧业并存。但随着以农耕为主的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田的扩展，牧业区日渐缩小，以牧业为主的戎、狄、胡人不得不北迁。到西汉末年，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基本都已开发为农田，阴山山脉以南已经鲜有成片牧区了。这一区域的农业生产供养了6000万总人口的70％，也支撑着汉朝强盛的国力。但中游的开发加剧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造成下游的泥沙淤积，引发河水泛滥决口和多次改道，东汉以后，中游地区受战乱影响，农业凋敝，人口减少，牧业人口逐渐增多，原来的农田或者因弃耕而荒废，或者变成牧地。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自然不在黄河本身。
⑧再次，制度的选择同样如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在最合适的物质基础之上，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但实际上，制度的选择也并非全为理性、自然、自主的结果，特别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产生之前，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固然适合分散的城邦制，但异族入侵后并不会顾及地理条件而延续城邦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统治范围、任何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即地理环境，包括河流能提供的条件，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条件。但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愿意或不可能守住这个空间，强者要尽量突破扩张，弱者不得不部分放弃甚至完全丧失。
⑨最后，外部因素也很重要。系统内的规律、规则，只适用于系统内部。一条河流与人类共生的关系，只是建立在本身的空间之内，依赖于自身的条件，应对外来因素、处理与相邻空间的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出现不可知、不可控的、强大的外来因素，无论是人类还是河流，都无法应对，更难以控制。外族入侵使欧洲退回黑暗、野蛮时代，在台伯河、莱茵河、多瑙河与它们的流域上找不到原因，也不是罗马人所能阻挡抗拒的。
⑩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大致相同的河流必然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摘编自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