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作家地域意识的出现与地域文学的兴起。文学书写中的地域流派意识在宋元以前尚不明朗。明代以降，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典范的意义逐渐开始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清一代的文学史，实可视作由中央与地方文学集团连缀而成。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无虚地”(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一》)，而知识人的“在地化”则是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就人员构成而言，文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多为“在地”知识人。一方面，这些文学社团以本地人员为构成主体；另一方面，其成员具有高度的地域认同感。社团的称谓如“云间三子”“太仓十子”“江左三大家”等，亦体现出“在地”知识人明确的地域追求。在结社宗旨上，他们往往存在基于地域认同而产生的争胜心理，如吴伟业对“太仓十子”的推举，便具有同“虞山派”“云间派”争胜的意味。参与主体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传统的清晰感知与主动认同，是地域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基础；而文社需要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展开，地方性知识与经典则是地域文社形成的起点，正所谓“士君子居其地，读其书，未有不原本前贤以为损益者也”(吴伟业《太仓十子诗序》)。晚明时期，士人“群萃而州处”，强化了其与所居之地的空间及情感联系。伴随知识人的“在地化”而形成的地域认同感，是江南文社形成的情感根基。
此外，地域文社的形成和持续发展对活动场域、经济支撑以及参与主体的稳定性亦有相应的要求。明代以降，教育的平民化促使“在地”的下层知识人群体不断扩大。明清之际，江南文社的发起者多为具有地域影响力的知识人，参与者则以当地科举不遇的诸生以及下层知识人为主体。知识人的“在地化”意味着其立足于特定的生存空间，且具有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能够为组织集社提供时间与人员上的可能。而“在地”的世家大族则成为文社发展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家族能够为社事的展开提供活动场域，如无锡秦氏的寄畅园“构列二十景”，亦是江南文人集社之所；另一方面，家族的经济支持同样是文社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摘编自安家琪《明末清初地域文学的繁荣与知识人的“在地化”》)
材料二：
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有助于作家间的交流沟通。地域这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物也渐渐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南北文学风格地域性的差异在隐隐地、潜潜地消融着。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胡小石在论李杜诗歌时又进一步阐释：“自交通便利，政治统一后，以地理作为区分是靠不住的。”可见，随着交通的发展，南北文学史就是处在不断交融、互动互渗的过程中向前演进的历史。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有很多作家的祖先已南北迁移多次，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难说清其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如唐朝初年标举“建安风骨”的陈子昂。而有些作家由于其自身的经历、爱好、兴趣的不同，其作品风格的地域性也呈现暧昧状态，如南朝庾信，其南北兼融的文风，使其在文学史上成为一颗璀璨之星。大文学家司马迁虽为北方人，但其一生多游历于南方的湖光水色之间，所以其作品恢宏气势间也呈现出纤柔婉丽之气。
自大唐帝国统一以来，南北文学在消融中互补共存，使各自的文学更充满活力和生机。南方文风的理想浪漫加上北方文风的刚健质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宽厚柔媚相统一的特色。
然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也就是说风格地域性的消融与缩小并没有出现绝对状态。实际上，风格地域性的形成也并非只是交通因素使然，其中气候、自然地貌、传统文化等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是相对恒久而稳定的因素。这样看来，文学风格地域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有了缩减，而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由于互动而产生了新质，并使之更为强化。从六朝开始，正统的文人们多有崇北抑南的倾向，在思想上推崇刚健的文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说：“汉魏西晋皆北方之诗，盛唐之时，称作家都大抵为秦晋人也。”起码在文风上，这些盛唐大家多与北方文学精神相契合。这种崇北抑南的文学倾向的出现，既体现着创作者与评论者主观上的情感倾斜，同时也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六朝以来的南方文学已走向轻浮颓靡的状态。所以，崇北抑南局面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北方文学以其粗犷刚劲的文风对南方文学及时地起着纠弊与鼓舞的作用。
(摘编自白雪《论文学风格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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