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被墨子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兼爱”理想，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的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一丝可能翻案平反的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吸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摘编自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材料二：
儒家“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的爱。从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出发，儒家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即“立爱自亲始”。
墨家“兼爱”是围绕“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颗稻谷，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因此，“兼爱”主要强调的是“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兼爱”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别人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在墨家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所爱的对象是相同的。儒家坚信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仁爱；而墨家则认为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爱，其实这两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是人类之爱，爱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墨家有“兼爱天下”。儒家施行“仁爱”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譬也，可谓仁之方也”，这种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的“仁”和“亲”是两个概念。“仁”是对亲人之外的他人的喜爱。“亲”则是对亲人或相熟的人的亲爱。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都是中国传统思想，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我们要在充分理解它们两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分析、鉴别、取舍、改造，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今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
（摘编自高洁《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