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若我们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在一般人民，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在天天见面的团体中，知识的传递，言语自然比文字为简便而切实。人口流动率低，因地域上的膈膜而利用文字来传递消息的需要当然亦少，所以信札在农村是不常见的。社会不在激变之中，在时间上所发生需要记忆的事非但少而且需要记着的时间亦短，需借文字帮忙之处因之不多。若是“文盲”比“不文盲”的人在生活上并不吃亏时，当然不愿费本钱来“治盲”了。
我并不是说在乡村中文字没有用处，只是普通人民用着文字的地方很少。一乡的领袖则需要较深的文字知识，因为他是一乡的顾问，有重要的信札须由他代笔。以前的私塾制度是在这种社会需要之下发生的。那些贵族性质的“西席”式私塾是专门造就成一乡的领袖，所以在学的时期较长，那平民性质的“开门聚徒”式私塾，年限随学生自己决定，平时若工作忙碌尽可随意不去上学，识几个字就算了。
到民国二年私塾被学校代替了，在这个时期，教育制度并没有标准化，小学教员可以独出心裁来决定教材。江村的小学就由一位做过“西席”又受过“师范”训练的乡绅主持。他和我追述他当时的教材说：“我觉得一个小学毕业生一定得会应付社会上普通文字的需要，至少要会打算盘，会写红白份子，会记账，会写条子。所以我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专门教他们这些实用的事。”
到民国十七年，江村的小学教员换了位新式师范的毕业生。一个在新式师范毕业的人，连自己都不会算账，不会写份子，这是无可讳饰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本地”社会组织中的东西。我初到这里这些都不通，也是一项一项做小学生般学着。一个新式师范毕业生，大概不见得肯再做小学生来向乡人学习了，他用着标准化的课本来教授。有一次我在航船上和一个小学毕业的乡人坐在一起，他曾说：“那书上说的什么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只是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
不但教材上发生了脱节，在教法上也发生了“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私塾制度中是一个一个学生去上学，去背书的，是个别的教育法，所以一个学生若是有几天不上学，回来不会发生“脱课”，只是慢一些罢了。新式的学校是集合教育法，先生把“课堂”当作实体，而且当作连续的实体，他不管课堂里的学生在那里变迁，今天上了第一课，明天是第二课，学期始末的校历也是听着上边的训令，一切标准化。可惜的是社会组织本身没有标准化，一方面标准化，结果是“配不上去”。
江村一带乡村的日历是这样：阳历2月到3月是新年，忙着做客人。3月到5月是空闲的，5月到6月是蚕忙，6月到7月是田忙。7月到9月除了一期秋蚕都是空的。9月到10月是收稻，11月到年底是春花（麦、豆、菜之类）。儿童满了10岁就要跟到田里学习，蚕忙时也须帮着采叶看蚕。在这种情形下若是要趁他们比较空闲的时候来读书，应当在1月到5月，7月到9月。但事实上一面蚕忙、田忙，一面却也“学忙”，等田忙忙过了，学校也放暑假了。秋蚕来了，稻要割了，学校里先生却在一课一课地上书，等春花收好，学校又关门了。
这种“配不上”的结果，在学校方面是缺席太多。在学生方面只要晚了一星期课，又没法去补，谁都追不上去，上课当然没有乐趣。在过渡时代，那位老先生和我说：“我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总是忙着和他们补课。”其实是在维持个别教育法。但是在标准化、集体化的现代之教育，或是“明日之教育”之下，乡村的儿童，永远是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文字知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通讯》）
材料二：
树立乡村教育自信是保持改革定力、稳步迈向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教育的必由之路。如果乡村教育不能正确认识和挖掘自己的特殊优势，不能深入锻造自身的特色，进而建立起本该有的自信，平等地参与城乡或区域间的对话，盲目地“被城市化”，势必会强化乡村教育根深蒂固的自卑感。
其实，乡村教育有独特的优势。一是资源优势。山川河流、原野大地等自然环境是乡村少年接受自然教育的优势资源；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元素是乡村少年接受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优势资源。乡村教育可以开发特色课程，培育本土特色的校园文化，探索建立“自然——人文”的教育模式等，引导乡村青少年确立乡村自信和乡村教育自信。二是样态优势。当前，乡村普遍出现了小规模学校和小规模班级，“小班小校”对于乡村教育而言，具有相对于城市（镇）“大班大校”的明显优势：在教学方面，便于因材精准施教，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在管理方面，便于精耕细作，运转灵活。“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摘编自周晔《乡村教育自信的内生路径》）
你的提问 | 校长的回答 |
① | 目前乡村教育盲目地“被城市化”，存在一定的自卑感。 |
② | 乡村教育有它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是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是样态优势。 |
③ | 目前我校结合本地风土人情开发特色课程，同时，实行小规模班级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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