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知识者的理性让鲁迅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小说中，鲁迅选择了乡土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他把对民族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焦虑，落实在对鲁镇、未庄等社会的剖析描写中，一方面忠实记录了生活在贫困凋敝的乡村中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乡土中国沉重的封建意识。对于乡村世界，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冷静的批判，他更关心的是农民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提出了农民如何突破旧的精神枷锁、获得新的理性认识的命题，表现出他冷峻的思想革命意识和启蒙精神。
而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则在描绘乡土人物与场景上带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中国遥远边地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与人物剪影显得别具一格。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乡村生活极为温柔的眷恋和对于地方风俗充满温馨的欣赏与陶醉，本色质朴，读起来津津有味。他总是以全副笔力赞颂美好的自然、生命的力量和纯洁朴实的人性。《边城》中渡船老人的勤劳、善良、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都不缺少；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船总顺顺，大气豪迈，正直公平，扶贫救困，很受茶峒人的敬重；顺顺的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虎、豪勇爽直，与人搏斗敢挺身而出，吃苦出力也不畏缩；翠翠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隽秀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她那循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式思恋与坚贞，都是作家讴歌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生与人性。这种自然的人生与善良的人性，在沈从文特异的“湘西世界”里比比皆是。他们热情、勇敢、诚实、勤劳、朴素的人性超乎自然，这是“乡下人”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对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其终极目标都是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节选自《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虽然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与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但因为各自民俗文化的差异，他们乡土小说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作家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安排。鲁迅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启蒙为目的，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因此，自决意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后，鲁迅的注意力更多地从对世界的科学物质文明的介绍，转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崇。这一创作目的在其乡土小说中尤其集中反映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刻画上，他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借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中国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愚民手段。因此，我们随处可见鲁迅笔下的人物普遍主体性缺乏、生命意识盲目、高度压抑和病态，甚至奴性十足。相对而言，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副情景。他构建了另外一个区别于鲁迅所构建的乡村世界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景观，还是传统习俗，都是原始的、未开化的，人们没有奢华的物质享受，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甚至没有高雅的举措，但正是这种自然状态里生存的没有被异化的“自然人”，充满了“野性”，如翠翠、萧萧、老船夫等人。他们虽然也各有人生困境，却不为物累。他们热情乐观、自由单纯而自然健康，与周围的山水景致和谐地融为一体。“湘西世界”中的人们与现实世界抗衡，坚守着人的情怀、价值、理想和灵魂。
同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两种不同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上承五四初期作家对农村疾苦的反映，下启三四十年代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再现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写出“乡间的死生”和“泥土的气息”，力图表现中国农村的凋敝，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中国农村的景象。而沈从文则是相反，属于乡土小说中的浪漫派，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田园式的景象和理想化的生活。所以，沈从文的小说是把美和爱推向极至，浸透在每篇小说中，这是他审美观念的核心。
（节选自《民俗视角下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比较》，有删改）
（甲）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荡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的山果香味，有甲虫类气味，有泥土气味。一切在成熟，在开始结束一个夏天阳光雨露所及长养生成的一切。一切光景具有一种节日的欢乐情调。
——沈从文《月下小景》
（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鲁迅《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