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清政府在诸多方面实行各项改革,然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随着两学东渐,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的先进有关。为此,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奏请简派录贵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致治的建议,派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分处东、西洋(东洋指日本,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摘编自陈丹《五大臣出洋缘起》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计划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学习境外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其中以赴西欧五国、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日及赴港澳四路代表团最为关键。考察团目睹了西方国家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考察结束后,我国果断引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灵活的贸易合作模式,同时带回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大批考察团的出访推动了国内一些相关会议的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摘编自马欧阳《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