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材料三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夏金政权一方面推行以儒家文化和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统治方针,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推动了“华夷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深化了民族交融。
——摘编自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