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页。)
在誉为经济史“经典”的法国著名史家保尔·芒图著作《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本书每一页上都可能有其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归功于大工业。”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就讲到,西方列强在中国“广设埠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黠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
(曾国藩:《预筹修约事宜疏》)
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是3: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谈及19世纪50年代末,“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
20世纪30年代广东因丝业衰落,约有20万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去;浙江“城市工人大批的回乡”;江苏无锡“前赴都市工作者,今大都重返田间”;河南汜水,山西灵邱,江苏江都因农民大量返乡,多有“实感农工太多”之叹。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