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美国城市化是通过人口、工厂及各种机构向城市流动，而不是通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工业经济的自我发展来实现的。在强烈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必然向地理位置优越、社会经济环境有利的空间（城市）聚集。工厂企业聚集城市促使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城市居民接近工厂和劳务市场，可最大限度地选择报酬较高的工作，并可以节约工作往返所需要的交通费用，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城市公共设施为已服务。城市街区光怪陆离，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城市众多的公共设施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使人们享受了现代文明。城市繁荣和物质富裕，使其居民的收入远较乡村优厚。据1890年的统计，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财富超过9000美元，而农村家庭则为3250美元，收入差距甚为悬殊。工业化时期，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去开拓新的领域，追求新的成功。这种精神使美国的城市化得以迅速完成。
——摘编自李庆宇《美国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