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总人口比例 | 占总收入比例 | |
无产者 | 40% | 13.3% |
中产者 | 20% | 14.1% |
有产者 | 40% | 72.6% |
材料一：美国城市化是通过人口、工厂及各种机构向城市流动，而不是通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工业经济的自我发展来实现的。在强烈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必然向地理位置优越、社会经济环境有利的空间（城市）聚集。工厂企业聚集城市促使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城市居民接近工厂和劳务市场，可最大限度地选择报酬较高的工作，并可以节约工作往返所需要的交通费用，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城市公共设施为已服务。城市街区光怪陆离，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城市众多的公共设施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使人们享受了现代文明。城市繁荣和物质富裕，使其居民的收入远较乡村优厚。据1890年的统计，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财富超过9000美元，而农村家庭则为3250美元，收入差距甚为悬殊。工业化时期，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去开拓新的领域，追求新的成功。这种精神使美国的城市化得以迅速完成。
——摘编自李庆宇《美国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秦汉实行独相制，从事实上废除了宰相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开创了宰相任免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宰相权力逐渐向尚书台转移，尚书令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隋唐开创三省六部制，变独相制为集体宰相制，变乾纲独断为集体议政，在中国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三省长官分工合作，互相监督，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一言堂”；另一方面，尚书执行、中枢决策、门下封驳所形成的决策执行监督一体化的权力运行机制，也使得我国古代的政治架构逐渐去除了原始的粗糙，内部的稳定性大大加强。
——摘编自杨峰飞《论三省六部制对当今大部制改革的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
材料二：依照洛克的分权论，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其中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可以否决议会的法案，联盟权亦属于君主，可见洛克的分权论是限制削弱，却又不抛弃王权，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议会在限制王权时，保留了国王的许多特权。光荣革命后，英国法律以“默认”的方式保留了国王的许多特权。对此，一位学者说的真切：“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法令确定了不得违反的某些规定，而对其能够怎样行动却未明确规定。
——阎照祥《英国虚君制的逐步形成》
材料一：马可·波罗是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据其在游记中自述，他1271年自威尼斯出发，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1295年回到意大利，以下是其行程示意图。
材料二：1792年9月受英王委派，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补茨茅斯港出发前往中国。1793年6月抵澳门，7月在舟山登陆，1794年9月回到英国。下图是其航行路线图。
综合以上两则材料，提取相关历史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直督袁世凯基于废科举，广学育才，才能“内定周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的思想认识，把创办学堂作为“新政大端”，积极在直隶城乡推行新学事业。1902年设立直隶学校司，作为督办全省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和编译3处，同时饬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置劝学总董l人，劝学员数人，办理地方学务。1905年袁世凯组织人员分批赴日本考察学务，每批考察时间为4个月。袁世凯亲自捐款2万金，借以表率群僚。张之洞为原籍南皮县捐学资2.7万余两，嘉惠乡梓，经袁世凯奏准给予慈禧和光绪所书匾额各一方。新旧学制交替之际，仅知“子曰诗云”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学，为解决师资问题，袁世凯大力创办师范学堂。
——摘编自徐永志《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论》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缅怀过去，更是抚慰民心、顺应民意的措施，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能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而避免出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以国家公祭日的形式奠祭，也表明抽象的国家已经拟人化，国家的意志、信念和情感，正与普通人情相融。
——整理自《国家公祭日》
材料：阮元（1764~1849年），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凤兴盛。阮元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救。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不间断地研究学问，在治学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编撰有《掌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幕话》《积古斋钟鼎弃器款识》《国史儒林传》等巨著。
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卉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