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孙中山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除了介绍西方研究者的相关观点外，还特别注意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发掘社会主义因素。他感到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最接近，认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同孔子所提倡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认为“露国（即苏联）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他一再强调要用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摘编自张卫波《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
材料二：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二是以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三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列宁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此，根据俄国的实际进行了探索。而建设社会主义好似“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列宁坦言：“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摘编自李汝革《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