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18，19世纪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工厂主在自认为最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土地上任意建造厂房，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狭窄且不规则的街道上工业建筑和居民建筑混杂交织在一起，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水和浓烟在城市里蔓延，到19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都达到了每英亩300人，低矮的工人住宅区到处都是水洼，被垃圾、度弃物和臭气所包围。184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法案涵盖了对城市街道、住房、卫生设施和公共空间进行治理的内容，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物质环境实行管理的原则。随后，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住房与城市规划的一系到法案，至19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基本得到完善。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却在工业革命之后，变得满目疮痍，成为环境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及其治理过程必会给我们一些教训的思考和经验的借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是达到一种经济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兼赢。
材料二：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立和扩张、中外贸易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上海人口由1843年的27万增长至1910年的128万余人，但这些人口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而流入上海，当时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导致流入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足的城市贫民，被迫在城市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上海开埠后的城市行政格局，实行华洋分治，近代西方样式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已经较为广泛地进入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城市生活领城，城市管理也趋制度化；在租界以外的华界如豫园所在的上海老城区，尽管人口拥挤，近代市政设施却几无踪影，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展，近郊农村也面临着环境污染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皮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于河中。”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近代成市化进程中。
——摘编自戴鞍钢《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