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安市有九，各方；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王莽)遂于长安及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主管五均的官。除负责征收工商税外，还负责掌握市场物价。)
——《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生产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
材料三 明朝末期，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出现“大户张机为生”，以增殖财富；而工匠“趁织为活”，“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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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莫贾，上旌于思次（屋楼）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
材料二 《东京梦华录》卷三《州桥夜市》记载说：“自州桥南去……直至龙津桥须脑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而一些酒楼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进行营业”。“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面食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无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
材料三 宋哲宗时的殿中侍御史孙升就说：“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哲宗元祐二年正月辛巳
“俗重凶事，其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5》
材料二 1987年在广东东南濒临南海的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古代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迄今为止在环中国近海区域发现的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整船文物多达4～8万件，以瓷器为主，多为青釉瓷，许多瓷器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一摞一摞的铁锅和一篓一篓的铁钉是另两宗大量出水货物；目前船中出水的铜钱有上万枚，年代最早的是汉代的“货泉”，年代最晚的是南宋高宗时期的“绍兴元宝”。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歙（徽州）人江才3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13岁时不得不与其兄“屠酤里中”。后来兄弟二人……终因本小利薄，所获不足以奉亲。江才遂发愤远游，决心在商业上闯开一条致富之路。他奔走于青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果然使资本越积越多。当他40岁时，居然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贾了。江才发迹后，荣归故里，广置田园，大兴宅第；其季子江珍还考中了进士，跻身于官僚之林。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
材料二 以徽商为代表的富商大贾……贿赂官府关卡，广结政界要人，宴请送礼，也包括主动被动地“捐帑”、“报效”。其费占其利润比例，有人估计约不低于40%。……他们或以捐纳的方式，谋一“功名”虚衔以求保护，更将希望寄托于子孙后裔“光宗耀祖”，投资科举，以摆脱“贱籍”。……徽商除了在其家乡广建县学私塾、宗庙祠堂、助学恤贫外，经商之地也“乐助公益”，尤以救灾恤贫、修桥铺路、助建书院寺庙等最为突出。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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