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再以出身而是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则待遇有所不同。……公民大会选举或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决定宣战、媾和、制定法律等一切国家大事。奖励外国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子女学会一门手艺，否则子女可拒绝赡养其父母；鼓励橄榄油出口。
材料二 梭伦的诗歌
其一：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制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
其二：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许它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
其三：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按照正义，人人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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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战国策》
材料二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
——《商君书》
材料三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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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康有为曾指出：“握枢密之任者，惟军机处数人。此外，则诸部只见纸册，千官皆同闲人。中央实行‘官缺制’、地方各级官员搞‘捐纳制’，致使大批德才皆无之人‘私相授受’‘世代在任’。”
材料二 1901年3月，西班牙特使葛罗干照会清政府，明确提出“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冠于六部之首”。7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1906年规定，中央立法权由议会行使，在议会成立以前，先设立资政院作为过渡性机构。并规定内阁行使行政权，法部行使司法权。
1907年9月20日清廷下谕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10月11日，又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府州县筹设议事会。设立资政院的上谕颁布后，直到1910年10月3日，才在国会请愿的声浪中举行开院典礼。迫于形势急速变化，责任内阁于1911年成立，主要以皇族任责任内阁阁员，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
材料一 王安石明确提出，要像唐初魏征辅助李世民那样，“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达到在北宋中叶再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新探》
材料二 对王安石的变法，元丰年间的枢密院检详官梁焘曾指责说：青苗之钱未一及偿，而责以免役；免役之钱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复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于保甲。是徒扰百姓，使不得少休于圣泽。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新探》
材料三 《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材料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前，俄国有三个阶级分别提出解决农奴问题的方案。地主贵族的改革草案：主张只给农奴人身自由，不给他们土地所有权，并且提议减少农民的份地，坚决主张农民使用份地必须负担繁重的义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改革草案：主张解放农民并让农民得到他耕种的全部土地，但农民应付给地主赎金，否则就是破坏私有权，因而要求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实现两个阶级的妥协。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改革草案：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陶惠芬《俄国近代改革史》
材料 (19世纪中期)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依附于主人的农奴。与1848年前东欧中部的情况相比，俄国的农奴身份更加具有法律义务。它类似美洲的奴隶制，因为农奴是被“占有的”，可以买卖，还可以在农业以外的工作上役使。部分农奴耕耘土地，无偿地为贵族们操劳，另一些可能会被他们的主人弄到工厂或矿上做工，或是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租与他人。再有就是比较独立、像手艺人或技工那样工作的人，他们流动于城市之间或是在城里居住，但是他们必须从进项中提交一定费用给地主，或者在地主要求时回去。主人对他们的农奴负有某种家长式的责任，贵族们在村子里还成立一种个人的地方政府。和美国南方一样，法律从不干预或者只是极少地干预贵族与农奴之间的事务，因而农奴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取决于主人的个人品格和经济状况。
1861年，俄国颁布了《解放法令》。之后，一位热心的官员说：“人民挺起腰杆来了，样子变了；面貌表情、步履姿势、言论谈吐，一切都变了。”
——(美)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一 (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人意识到)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步不前。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
材料二 列宁说：“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材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教育改革出现两类公立学堂，一曰“皇堂”，二曰“西堂”。“皇堂”保证满清皇室的皇子们在未谙人事时就在教育上获得最严格的训练。他们每天凌晨起床，由宫内唯一的太师授课。第一堂课是中国文学，当这些皇室学生走进教室时，老师要从他的椅子上起身，接受学生们的“大请”，他也回敬一个礼并坐下。中国文学课要上两个小时，然后是用满族的通古斯语和蒙古语作文。教师的级别比太师低一些，称“师傅”，他须在门口恭迎学生，并要先鞠躬，然后才开始上课，接下来的课程是在“谙达”(满语，教习皇子皇孙弓马、国语的人)辅导下进行马、步、箭等竞技运动。击剑、摔跤，年轻王子们一整天都用来进行脑力与体力的训练，他们睡得比较早。每天饮食也是定时定量，决不允许赌博。
“西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资助的，除教授有关“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外，专门修习其他诸如数学或自然科学之类西方课程，“中学”教授中国历史和孔圣人及其他先贤们的著作，“西学”则用英文、法文或日文教习，此类教师虽非国子监毕业，但大都有出国研习经历，他们普遍受到当地满清高官的尊敬和另眼相待。“西堂”的学生们每月还能从政府那儿领到一笔小小的生活补贴，大约为一元或一元五。另外，他们在学堂还有一间免费的住处。
——摘编自香港记者自由通讯汇编《帝国的回忆》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
：经济学者田口卯吉……(1880年)发表评论说：“政府之制造，已确实妨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应该中止劝奖保护之政策，使政府的事务限定在适当的领域之内……日本人民业已足以同外国人竞争，业已能够经营制造商业，何须政府自身为之？” ——米庆余《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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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德意志)“所有教士职位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并且要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应该规定，凡属世俗的事都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只应该由世俗当局处理。”
——马丁·路德《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年)
材料二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第一版印了4 000册，不到一周便销售一空。这本书在一年之中，至少重版了十三次。
——克利斯坦《宗教改革》
材料三 《九十五条论纲》原本只是那个时代教会改革呼声中的一声……就像一个在黑暗森林中行走的小孩，他划着一支火柴本来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却点燃了整片森林。
——刘新利《欧洲文艺复兴史》
材料 秦汉时期山林属国家所有，不允许私家占有山林湖泊。东晋以后，巨室大族在南方擅占山泽。晋成帝颁布了“占山护泽，强盗律论”的禁令，但难以执行。豪强之家违法占山封水，政府无力制裁。平民百姓却无此特权，“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柴薪)无托”。南朝宋孝武帝实行改制，允许私家合法拥有山泽产权：按官阶等级设限，第一、二品可占山三顷，依品级递减，九品及百姓占山一顷；“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缺)少，依限占足”。私人合法取得山林产权后，山林开放成为常态，产权国有与私有并存。
——摘编自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一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既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
材料二 武则天破坏集团的工作首推科举制，大倡文辞之科破格用人，而文辞之科的进士科地位远胜明经科，这与关陇集团推崇的华夏正统经学治国理念也是大相径庭的。她开设武举科，也对军功贵族世袭在观念及实践上给予巨大冲击。武则天还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到洛阳，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下以长安为信仰中心的格局。她还以婚姻为纽带，缔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以武氏寒族介入关陇集团，在文化层面把已经不占优势的关陇集团进一步拖下来，原来的胡汉精英集团堕落的速度加快了。
——曹印双《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材料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①废除科举制，大办各类新式学校(当时称为学堂)。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取士，再加上鼓励兴办新式学堂的政策一一落实，我国出现近代以来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 0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新式学校取代旧式学校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
②提出新的办学宗旨。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指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明其智识，练其艺能。”1906年清政府又提出“忠诚、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崇尚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的五项办学原则，清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又宣称，学堂培养人才的目标是：“体育培养人的身体之能力，智、德、美三育培养人的精神之能力，相应发展真善美之理想，以期培养完全之人物”。
③制定全国统一的新式学校学制。仿照日本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幼儿园、小学)、中等教育(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大学)。并规定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师范和工程技术职业教育。部分开放女子教育，允许兴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校。
材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南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中国军费开支剧增，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中国108所高等院校中，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院校被迫停办。“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
政府有计划地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转往大后方。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 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 575人(99%)。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
——摘编自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