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1988年和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公布的次数变化“自由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英、法、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两个词语使用的示意图。该变化反映了( )
材料一:这是一种中国病——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的颓废”,在中国古老政治肌体上引起的综合并发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混沌、失衡、无措、衰朽——我称之为“政治植物人综合症”,病症如“眼”科:视野短浅,目光狭窄;“心”“脑’’科:思维陈旧,苟且偷安;“精神”科:没有核心价值观,萎靡不振,畏敌如虎;肢体部分如官僚病:自私自利,腐败无度;文人病:文弱无耻,空谈漫议;军人病:贪污浪费,惜死顾身。其他还有如富贵病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社会病——全民腐败堕落等。
——引自戴旭《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光明日报》2014—11—10
材料二: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蒋介石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评价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引自戴旭《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光明日报》2014—11—10
材料: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必须依据本国的国情自主地探索和选择,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教条的做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把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有效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
——据陈勇勤《中国经济史》
结合材料与所学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发展模式与自主选择”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为了适应大工业时代政府工作专业化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需要,英国先后在1855年和1870年颁布了两道枢密院命令,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分别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两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第一,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第二,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第三,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这些改革,把竞争的机制引进文官制度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改进了文官的素质,激发了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促进了文官的专业化及政府管理上的科学化。英、美文官制度的健全化,使得政治上层建筑适应了工业化社会的需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起了保证的作用。
——摘选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
材料: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意识到,突发事件可能会引起两个核大国之间灾难性的战争。美苏之间商谈开始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其中1963年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是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在核裁军领域达成的最重要的条约,又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内容简单,仅由5条正文组成,核心内容是禁止除地下核试验外任何地方的核试验,即缔约国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大气层范围、外层空间、水下3个环境内,禁止、防止和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任何核爆炸。条约缺少核查条款,对违反条约也未规定任何国际责任。中国政府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核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指出: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抵制美苏英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6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据陈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材料: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1848—1905)在其著作《日本国志》中描述说:“日本迫于外患……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1887年《日本国志》成稿后,黄遵宪向李鸿章、张之洞和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各送一部,但未引起重视,书稿直至甲午战争之后方才刊行。有人感慨:其书若早流传,可省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康、梁诸人从该书受到启发,光绪帝也曾索要该书。黄遵宪评价戊戌变法说:“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