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传出去的主要是制度、文化、生产技术等，其中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为四大宗出口货物；外国传入的主要是土特产、物种、艺术，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 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摘编自《唐朝的丝绸之路》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交通工具得到进一步的革新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全球交往的效率，全球交通体系初步构建起来，全球范围的交往体系也最终确立。但各国间交通发展不平衡的差距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西方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广大亚非拉等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交通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包括交通发展的不平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帝国主义国家需要凭借实力重新调整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和关系，参与世界交往而产生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薛锋《论全球化时代世界交通发展的不平衡性》
材料：从洛克提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来，这一原则一直被西方政治学界奉为圭臬。在国家问题上，美国政治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把国家看作人类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必要的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美国政治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利和职能。“限制的途径有两种：第一， 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利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利；第二，限制国家权利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简言之，就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同时使政府的权力向社会扩散。限制国家权利的种种措施又反过来成为政府决策效率不高的制度基础。
——《美国政府与政治》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民主制度构想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汉书·文帝纪》写道：“二千石（指郡太守）遣都吏（即督邮）循行，不称者督之。”《后汉书·卓茂传》写道：“平帝时，天下大蝗……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出自案行，见乃服焉。”李贤注：“《汉书》曰：‘郡监县有五部，部有督邮掾，以察诸县也。”《晋书·隐逸传·陶潜》写道：“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材料二：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职掌纠察，它可以“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对全国所有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纠劾，另外还创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一独特的监察组织，负责纠察六部官吏的违法事件。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
——摘编自马举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令郡国铸五铢钱，中央与地方分享铸币权，而且重如其文，币面价值与实际质量相符。法令规定五铢钱“周廓其质，令不可磨取熔”，防止盗铸。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为避免伪钱泛滥影响国家的税赋收入，汉武帝进行币制改革。因为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非赤侧不得行”。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悉令郡国毋铸钱”，废除了景帝以来的郡国铸币制度，规定“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只能由中央政府下属机构，即水衡都尉属下的钟官、均输、辨铜三官铸造货币。据《盐铁论》 记载，“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强制推行三官钱；而且武帝将铸币的铜材由中央统制起来，提高铸造工艺的难度，“民之盗铸益少，计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之”，因而基本防止了盗铸。
——摘编自《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
材料：1941年7月18日，斯大林在致丘吉尔的电报中，提出要求英国在法国北部开辟反希特勒的新战场。7月21日丘吉尔在回信中拒绝了。当1942年7月英美暂时搁置登陆西欧的“痛击”计划时，斯大林迫于苏德战场的紧急形势和对盟军军备物资的需求，只好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当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和8月魁北克会议上，英美决定进攻西西里，斯大林为第二战场的再次延迟而愤怒了。本来就不太好的英美与苏联的关系现在变得更加恶化，于是，斯大林把驻华盛顿大使李维诺夫和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分别召回了苏联国内。这时候，盟国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恐慌的局面。英美与苏之间是一种非零和的共生互利关系，美英武装部队最终于1944年6月6日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并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三大国的结盟也维持到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
——摘编自臧春华《浅析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曲折性》
材料：梁漱溟（1893—1988）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早年赞成“君主立宪”，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1950年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致力于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摘编自《梁漱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