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 | 美国对华出口(百万美元) | 中国对美出口(百万美元) |
1972 | 60 | 32 |
1975 | 304 | 156 |
1980 | 3755 | 1059 |
1985 | 3855 | 3840 |
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兹查有三品衔臣部头等顾问官翰林院编修张謇,创办江苏耀徐玻璃公司、上海轮步公司,集股一百万元以上。三品衔直隶候补道严义彬,创办浙江通久源轧花纺织厂,集股在八十万元以上。二品顶戴安徽候补道许鼎霖,创办江苏海丰面粉公司,集股在六十万元以上。四品衔候选州同楼景晖,创办浙江通惠公纺织公司。三品衔中书科中书顾钊,创办浙江和丰纺织公司。
——《光绪政要·实业》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论述。(注:绅商指既有功名职衔,同时又经营工商业的社会群体。材料中的张謇等人便是其杰出代表。)
材料:唐季五代以来,各路军阀自行募兵,“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北宋开国,宋太祖“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指知州、通判)、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在平定江南过程中,宋太祖陆续释放各国军中被强征入伍的百姓,士兵入伍以本人“情愿”为原则。五代时因重金滥赏换取士兵效忠加速了募兵、养兵费用的无度飞涨,宋太祖则对士兵正当要求给予极大关注,并创立了廪禄制度,其中军俸根据资历和战功进行必要升降,如此在鼓舞士气的同时,又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为解决士兵出路,宋太祖还设置剩员制度。还规定,地方部队的精锐被抽调至京师充禁军,“老”、“病”及无家可归者归入剩员,主要从事官府、寺院、仓库等值班及洒扫杂务,其余既非“壮勇”,又不“老病”者则编入厢军。
——改编自范学辉《变法与变意:宋太祖募兵制度改革刍议》
材料:1940年7月底,德国秘密制定侵略苏联的计划……如何摆脱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重新成为苏联必须严重考虑的外交问题……还在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规定调整苏日关系以适应南进之需。1941年4月13日,苏联、日本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除了肯定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保持中立以外,还特别声明:“日本须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国自然成为这两个国家相互妥协的最直接受害者……不过同时由于国际形势并未按苏联领导人的意志发展,苏联对华援助并未停止,延续到苏德战争爆发。条约稳定了苏联的东部边界,但激化美、英同日本的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援主要依赖美英。
——改编自李嘉谷《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
材料:1941年8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张闻天率先响应号召,组织调查团到陕北、晋西调查。他认为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他说:“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而要确认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调查团整理的一系列调查报告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决策的依据,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随着调查的推进,张闻天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困扰,并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他的调查研究思想体系完整丰富,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改革和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改编自杨志和、卫晓霞《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