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英国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国家……企业生产和利润的最大化成为支配企业的法则。如何解决生产越多环境污染越严重的难题，英国人在立法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定，使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议会的立法行动也促使了政府从指导思想上由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干预。……1848年英国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条例》，至此英国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水资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在英国环境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的不懈努力，最终所有的努力使人们重新获得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
——摘编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材料二：（19世纪末以来）美国主要工业城市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运行机制的完善，加强了对垃圾、水和大气污染的治理，使城市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土地、森林、矿产和流域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罗斯福新政时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政府通过推动议会在土地、森林、江河流域和野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立法，设立一系列保护机构，如民间资源保护队、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初步构建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开发领域的组织、协调和监督作用。……同时，罗斯福政府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恢复和促进就业等社会经济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为战后美国环保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
——摘编自徐再荣等《20世纪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的时间制度与观念悄然变化。
现象1 | 20世纪30年代有报纸报道：上海人“白天的时候，各人有各人应办的事”，忙碌的工作着；“午后五点钟”后，上海人又是一番享乐的“闹忙”。同期有作家描写：内地小城虽有“邮政局和电报局”，但这里的人们“永远是很迟缓，很懒散。晚上10点一过，小城就成了‘狗’的城市”。 |
现象2 |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即发布《改用阳历令》，废帝王纪年而为国家纪年，又推举阳历为国历，然阴历仍占据民国初年社会主流。 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推行国历运动，但与阴历有关的民俗文化仍然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政府只好在国历与阴历之间进行调适。 |
现象3 | 新式工厂对于钟点时间有明确而硬性的要求。有作家这样描写上海工人上班情形：“大家都急忙的出了门，在临着臭沟的乱泥路上奔着”。在工人们的回忆里，准点上班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每个人的神经处于极度焦虑紧张的状态。 |
对上述三种现象，任选一种现象作简要评述。（只选现象不作评述不给分）综合上述，请用一句话概括其所贯穿的主题。
材料：宋代沿袭唐的监察体制，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之一，与谏院构成中央行政监察机构，合称为台谏系统……宋以前，御史台和谏院的职责范围有严格的区别，到了宋代，谏官的谏诤对象扩大至包括皇帝、宰相、文武百官等，二者事权逐渐呈现出相互渗透的倾向，御史兼有言谏之任，允许谏官弹劾百官，使得宋代监察权独立而强大……宋代君王主张不罪言者，优叙轻责，使谏官能够保持正义，防范权臣，规正过失，促进了宋代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
在选用标准方面，司马光对选择台谏官提出三条标准：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宋代通过三个层级来对台谏官实施监控，第一层级为君主亲自通过诏令、月课等方式的监控，第二层级为中枢行政部门等中央行政机构的监督，如尚书省可以弹奏御史的失职，主持考绩台谏官，第三层级则主要通过台谏官之间的互劾互监实现对台谏系统的全面控制，形成完善的双向互察机制，实现奖惩分明。
——王洁《宋代台谏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民主体制和随之而来的自由，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变。根据近代早期的英国法律，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言论，无论书面还是口头，都会受到惩罚。英国殖民者将上述法律带到了大西洋彼岸。1735年，纽约报纸发行人彼得•曾格，因发表批评纽约总督威廉·科斯比的言论，而受到指控，罪名是煽动诽谤。但是，曾格的律师成功地说服陪审团判曾格无罪，理由是曾格所发表的情况属实。科斯比诉曾格案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案例。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引申出一个新的权利诉求：“人民知情的权利”，即禁止政府对公众获取信息的来源加以限制。人民知情的权利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如果把民主体制理解为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么，政府的事务实际就是人民的事务，而这也是自由的新闻机构的角色与公民的民主关注的汇合点”。
——摘编自梅尔文·乌罗夫斯基《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
材料：在20世纪20年代，同英国一道，日美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倡导者，而在30年代前半期，太平洋两岸几乎没有真正的冲突，因为日本能做到在中国粗暴行事而不招致他国的联合反对。但从30年代中期开始，大国关系逐渐重组，中国得以不再孤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接二连三地获得外部大国的帮助。到30年代末，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松散的同盟，各国都想遏制日本的推进。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华盛顿体系，剔除了日本，加入了苏联。为此，日本试图将苏联从“协作国”中分离，并与德、意结成牢固的同盟。
——据[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材料：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摘编自祝彦《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