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棉花退居次要位置，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商品。如果没有鸦片，其他输华商品又不能增加的话，那么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银将大大减少。英国人庆幸的是，鸦片每年都有很大的涨幅，而且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这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另外，原来英国利用向中国输入大量印度棉花来弥补购买中国茶叶资金的不足，鸦片产量提高后则不需要了，正好这一时期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棉花，印度棉花于是大量运至英国。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一直维持到19世纪后期。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三角贸易的结构开始发生动摇，英国主要从印度进口茶叶，中国自产鸦片也占据国内主要市场。……即使当时中国业茶者意识到危机，甚至采取了某种措施，也不可能阻止茶叶外贸的衰减趋势，因为这根本不是措施是否得力的问题。19世纪茶叶贸易只是中国与欧美国家拉开距离过程中露出的小小冰山一角而已，茶叶出口危机只是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一个侧面。
——摘编自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材料二：1890年英国驻汉口领事列举了印度和锡兰的种茶人优于中国种茶人的有利条件：可资运用的资本较大；没有厘金、入市税和进口税；有更好和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化学和农业知识；对购买者的嗜好和要求了解得更彻底；有无数公共工程，旱季便于灌溉，雨季避免淹没；茶园面积庞大；有优良的机器，等等。
材料一：凯末尔世俗化改革大事年表
| 时间 | 事件 |
| 1920年4月 | 凯末尔发布通告要求全国各地诵读《古兰经》与圣训，号召“为哈里发与苏丹政权，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帝国，为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新祷。” |
| 1922年11月 | 大国民议会根据凯末尔的提议通过法案废除苏丹政权，但同时保留了哈里发职位，并声明“土耳其国家是哈里发职位的支持者”。 |
| 1923年10月 | 大国民议会宣布实行共和制，但声称伊斯兰救为土耳其国家的国教。 |
| 1924年3月 | 废除哈里发制，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所有成员被逐出土耳其。取消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地位。用国民救育系统取代宗救教育系统。 |
| 1924年4月 | 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
| 1925年9月 | 取缔所有的宗救社团与组织，禁止个人以宗救社团成员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与之有关的服装或拥有与之有关的头衔。 |
| 1926年2月 | 颁布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其中民法规定妇女在所有民事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妇女有离婚和工作的权利。 |
| 1928年 | 取消了伊斯兰救的国救地位，这就标志着在土耳其有 600 多年统治地位的政救合一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
材料二：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诚然，这种“新”仅具有广度而不具有深度。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习惯。但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已欧化。许多农民也已大大改变，同政府建立了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未有过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较之其他穆斯林国家，已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凯末尔所设计的“现代国家”。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戊戌新党之思想为反对民族，轻视民权之思想。……彼等思想中之“开明专制”不啻欲为异族君主立万世之基业。故戊戌维新较同治维新（洋务运动）进步者，在觉悟徒恃西枝不足以图强，而提出借鉴西教，易法更制之主张。其仍蹈同治维新之故辄者，则迷信清廷之足与有为，欲籍保皇以救国。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是以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欧洲各国，俄罗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躏宪章，反抗民意者也。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
材料一：大多数历史学家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裴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战争的影子蔓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们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们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材料：《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致使联军北犯。汤生（辜鸿铭）以英文写就《尊王篇》一文，向列强讲明大义，列强才知道中华以礼教立国，才同意议和。”他曾与秦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李大钊曾说：“我以为，中国两千五百余年的文化能够出一个辜鸿铭先生，就足以扬眉吐气于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则说：“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要化为神话人物了。”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一—摘编自《征儒辜鸿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