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居今日之中国，而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两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
材料二：应该给予妇女一切的机会，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充分培养她们的才干，促进她们的身心发展；给予她们最大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完全摆脱习俗、依赖、迷信等各种形式的束缚；抛弃扭曲人心的恐惧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不管是什么地方，凭借个人能力，而不是依靠人为的继承、财富、家庭、地位。
──美国女权主义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1815—1903）
现代史应该始于五四运动；
现代史应该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现代史应该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或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根据“现代”的历史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以上三种流行的中国现代史划分标准进行评析。
材料：秦汉时期，遗嘱仅为民间约定，东汉名士马融，临终“遗令薄葬”。曹操临终前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而晋初太保王祥临终令子孙。以“信、德、孝、悌、让”为立身之本。而汉沛中一富豪病重召集族人到场，托遗令：全部财产交给女儿。
唐宋时期，不仅有大量遗嘱实物出现，而且大批遗嘱详文开始流行。唐初，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唐宰相姚崇去世之前，“先分其田园，令诸侄各守其分”。唐《丧葬令》规定；“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政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宋仁宗曾两次治令：“若亡人遗嘱政验分明，依遗嘱施行，从之。”到嘉祐年间，并将此令明确为“遗嘱法”。
──《秦汉至唐宋遗嘱制度的改革》
材料一：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论述的实业思想：“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则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始可收效”。兴办实业，须“经过大量认真的调研、勘察，有相当的学理和事实依据”。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后，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惟愿实业发达与解决广大人民“吃饭”、“穿衣”相结合，通过实业而“救穷”、“致富”。
材料二：张謇在论述实业救国时强调：“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诿，不自大而夸”。“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自身的早期现代化模式。”
《万朝报》直陈：“自称中华，视他国为夷狄，尝不能摆脱中华不以夷狄为敌的迷信”。嘲笑日本为“模拟欧洲文明之皮相的小岛夷国”。荒尾精在1894年10月《对清意见》一书中指出：“在各省设置总督巡抚，任以兵马权，统领绿营军，恐其背叛，割财政权予布政使，储粮权予粮储道，武器权予兵备道。”各地总督巡抚“各自任意制定兵制，进行训练”全国八旗绿营80余万兵，但除“练军”外，皆为手执大刀长矛的旧式兵，士气操练均无可观之处。旅顺失陷前，清军共30余营，但“六统领互不相系属”，“诸将互观望”，“致以北洋屏障措手让人”清军四支水师“皆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暗地里将对方视为敌人”。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知道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 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一个了不起的怪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