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 人物 | 举措 |
| 汉二年 （公元前205） | 汉高祖 | 在光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中为善者”为乡三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
| 汉文帝十二年 （公元前168） | 汉文帝 | 下诏嘉奖孝悌、力田、三老、廉吏，派遣褐者赐帛慰问，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导）民焉” |
| 建元元年 （公元前140年） | 汉武帝 | 下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 |
1953—1955年合计 | 其中★ | ||
沿海 | 内地 | ||
工业 | 100 | 44.7 | 55.3 |
建筑业 | 100 | 47.6 | 47.0 |
地质勘探 | 100 | 22.5 | 76.2 |
交通运输 | 100 | 29.3 | 52.1 |
★沿海与内地的比重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少数单位的部分投资不按地区划分。
材料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明末）传教士来华与西学的输入……在部分中国士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为西学所吸引，为耶稣会士的博学所倾倒，以至“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在这一基础上，一批主张全面接受西学的士人脱颖而出。他们明确提出“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的主张，“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八索》《九丘》指古代文化典籍）”。他们还充分意识到吸收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加速度的推动力，即“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据说当时的翻译馆明文规定，所翻译的书籍除供京沪两地学堂使用外，其他均由制造局图书处统一发售，以便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译书，同文馆与传教士都有采用……至于其读者，既有官员，也有士绅……据传，截至1879年底，翻译馆共计销售译书32111部，共83454册，平均每种售书250部左右。
——汤霞宋以丰《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材料：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部门决定在京、津、沪选择8个企业进行扩权改革试点。为规范扩权试点工作，国务院于1979年7月颁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文件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试点。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国家经委推广山东等省市的经验，将盈亏包干引入扩权让利改革，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2年11月，国务院又批转《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将完善经济责任制的重点放在企业内部责任制上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吃国家、职工吃企业“两个大锅饭”的问题。从1983年起，实行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的改革，即“利改税”改革。“利改税”采用世界各国通行的以税法、税率的做法来规范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国营企业由原来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使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6.3%上升为1984年的63.1%。
——据李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材料：1900年以来，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反战宣言，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也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示威游行。据统计，一战爆发前，欧美国家约有100万人参加过为和平募集资金、宣传和平并游说政客等和平活动。但是，在战前愈发狂热的民族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宣传面前求和平的呼声远不足以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大多数政治家和军事家也信奉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因此，当1914年8月欧洲各国为了一个具体国家之间的争端而宣布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时，往往能看到聚集在这些国家的人群欢呼雀跃。结果，一战的爆发及扩展沉重打击了战前世界和平运动。
——摘编自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
材料：郑观应，道光二十三年（1842）生。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走上当买办的道路。光绪初年，郑观应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光绪十八年（1892），郑观应撰写成《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主张经济上与西人“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他同时认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道”也就是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开始寻求新的经济领域。16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对美洲的探险导致了殖民地的建立，并因此引发了帝国之间的战争。商业竞争的优势和成功需要西班牙、法国、大不列颠和荷兰这些国家成为高效的生产者和足智多谋的贸易商。结果，政府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并处处严格要求外国殖民地为自己生产利润。这对18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当时他们之间常常发生战争，不断地浪费自己积累起来的珍贵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所有的正式经济理论的背后都隐藏着这种财富积累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它逐渐成为以“世界是争夺稀有资源的竞技场”的观念为基础的结构化经济体制。因为金银和其他产品都是有限的。政府就必须用保护性关税、航运法等来管理贸易，这些规定限制了与竞争对手和国内垄断部门进行食盐和火药的交易。重商主义政客们认为，他们的经济只能在牺牲别人的基础上壮大。
尽管这种经济体制是17世纪发展起来，它却在18世纪更被广泛接受，因为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战争迫使每个国家更加心狠手辣。但是，在18世纪晚期，以亚当·斯密的观点为代表，对这一经济规则的批判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美）佩里·M．罗杰斯《西方文明史·问题与源头》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围绕经济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结合一个或多个要素加以阐述，论述符合逻辑，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