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自然增长数 | 户籍人口增长数 | 户籍迁移人数 | |
1956 | 9185 | 30.44 | 266 | 900 | 634 |
1957 | 9949 | 36.01 | 345 | 764 | 419 |
1958 | 10721 | 24.33 | 251 | 772 | 521 |
1959 | 12371 | 18.51 | 214 | 1650 | 1436 |
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最初的正式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它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这些商人在1600年12月31日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
1698年，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设立了贸易总部，把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从中获取丰厚利润。随着公司实力增强，它在印度疯狂进行殖民掠夺，除了抢劫孟加拉国库外，还垄断鸦片、食盐和烟草贸易。1763年法军被英国打败，其在印度的势力仅限于本地治里、马希等几个没有武装的贸易点，而东印度公司凭借训练有素的雇佣军（公司训练，由欧洲军官指挥，表面上是印度封建王公所拥有，实际上是为英国人服务的）从基地出发不受任何其它殖民强国的影响保障其从孟加拉到加尔各答的利益。与此同时，当地统治者依然反抗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公司通过武力压迫、挑拨离间、提供可疑的保护等手段有效地控制印度各公国的反抗，印度最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从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变成了一个被西方人鄙视的“落后国家”。
从18世纪6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开始走下坡路，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同年，英政府又取消了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走向了破产的道路。1858年，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正式取消。
——材料摘编自《百度百科：东印度公司》
材料：关于文化传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到：“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宣布退位，36岁的皇太子赵昚登基为帝，史称宋孝宗。即位伊始，宋孝宗理智地确立了“内修外攘”的治国方针。他下令：“凡侥幸冒滥者，务必革去”，如在户部的属吏就由北宋时90余人精简为70余人。同时缩减各级官员荫补子弟的数量。还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对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官员，不分等级职位高低，一律严惩。在用人方面，孝宗主张“知礼者不必知乐，知乐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当数易，宜久任以责成效”。宋孝宗在减免赋税的同时，积极改进差役制度，实行均役法，以改变役务繁重，摊派不公的弊病。宋孝宗还下令招募流徙百姓及归正人开垦无主荒田和官田，并积极修复各地废堰淤圩，兴修水利。
宋孝宗时代，是南宋王朝由破敝走向恢复，由消沉走向振兴的时代。南宋苟且衰颓的政风为之一振，户口增加，“内府之金，至于贯朽而不可校”，有小康之称。特别是募兵选将，治军缮备，使军队素质大大提高，如虞允文苦心经营出一支兵强马壮、武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力地抵御了金军的侵扰，而且成为南宋后期抗蒙（元）战争的主要力量。但宋孝宗锐意进取，殚精竭虑，却始终未能完成收复失地的大业，这不能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有着内在的联系。
——摘编自陈晓莹《宋孝宗治国政策与成效之评析》
材料：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联邦德国总统）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联邦德国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明显，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材料：王韬（1828-1897）认为以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富强运动是一场为了消除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致政治差距的一次民族总动员。他不仅需要一个讲究办事效率、有眼光、有谋略的官僚阶层，而且更需要拥有不同专门知识的企业家、商人、科学家、报人、工程师、技术员、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各种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才。他说：“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维，一切专求乎实用”。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道德放在功利之前的林甸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攻击洋务运动“侈事功，夸富强，兴管商之风”是“不知兵甲修而后道德尊，师旅雄而后礼仪盛”，是“夏虫不知冰”，是杞人忧天。他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即承认中国之学、中学之才，也承认西方之学、西方之才。从他所推崇的人才来看，后者甚至是他强调的重点所在。王韬认为，中国现代化急需大批实用人才，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的方针。
——摘编自佟庆辉《王韬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