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材料：1911年10月22日，在朝野的清廷立宪派官员纷纷行动起来，借势逼迫清政府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设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最终导致了清王朝资政院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第三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四条则以宪法规定皇位的继承顺序；第八条更限制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和各省行政长官。宪法由资政院起草决议；国会拥有宪法修正提案权；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皇帝是陆海空三军统帅，对内需要使用军队时，必须依照国会议决的特别授权进行，此外则无权调遣；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还规定了国会决议预算权等。
——摘编自周汶《论英国君主立宪制对清末立宪的影响》
材料：1903年6月8日、9日，维新派在<中外日报》上发表《革命驳议》，反对革命。章士钊针对性地发表《驳<革命驳议>》批判维新派的错误主张，与之论战，倡言革命的必要性，他对维新派主张改良的理由一一进行了驳斥。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之后对该报进行大改良，使其排满革命倾向更为明显。章士钊在《苏报》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驳革命驳议》等文章与保皇派划清了界限，《苏报》成为革命派的舆论阵地。在《苏报》被查封之后，章士钊复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因具有激进的排满革命言论而被称为“苏报第二”。他还以《国民日日报》在上海昌寿里的编辑部为据点，从事筹组华兴会的实际革命活动。章士钊担任了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过暗杀清廷政要王之春的革命活动，尽管章士钊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多为外围及保障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实际担任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但他的革命行为也是不容忽视的。
——摘编自刘小卫《章士钊革命思想研究（1902—1907年）》
材料：汉文帝即位之时“汉兴二十余年”，拥立大臣们如周勃、陈平等人对汉文帝既存期待之心，又有考察之意，随时可以废立皇帝。决策层一方面，“多质（朴实、粗野）少文（文化）”，缺乏“为国远虑”的谋略，另一方面，“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看不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反对“纷乱诸事”。汉文帝首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闻河南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少年贾谊，“帝召以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即使贾谊触讳，也不予怪罪。袁盎其父“故为群盗”，其本人曾“为吕禄舍人”，“遇孝文初立，资适逢世”官至中郎将。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方正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纳言与求才并重，成为选才与决策的一种制度。
——摘编自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
材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期间，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和两栖作战提供了技术基础。随着飞机制造技术和火控、瞄准技术的发展，舰载飞机成为海上主要火力突击力量，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上支配力量。水下舰艇制造技术不仅使海军拥有了新的海战力量，并且潜艇在攻击港湾和对陆地实施封锁中极具军事价值。雷达、声呐及其他电子通信等方面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指挥控制系统，并由此产生了指挥舰。新型的登陆舰和水陆两用坦克更加增强了登陆作战的攻击力和有效性。海上军事技术的发展，最终促使海上大型特混舰队出现。这样，军事技术便从作战手段上规定了太平洋战争的基本样式，先是大规模海上决战，而后向登岛作战发展，登岛作战取决于海战的结果。在欧洲战场，由于德军海上力量不足，盟军的登陆作战主要表现为航空兵和舰炮对登陆的火力支援和大规模运输兵员和物资。由此可见，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和欧洲登陆作战中主要采用的作战样式，很大程度上是由海上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摘编自李元奎等《科学技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及形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