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武汉一名小学生在参观鄂州市博物馆时，发现该馆保存的编钟中，钮钟和甬钟文字介绍弄错了，存在指鹿为马的嫌疑。
②从工商部门整治情况来看，要让危险玩具“下架”，必须釜底抽薪 ， 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斩断生产危险玩具的产业链条。
③环球广域传媒集团专业电影放映团队在坦桑尼亚巴萨巴节登堂入室 ， 为坦桑人民先上了中国电影视听盛宴。
④相对来说，台湾电视节目受限于市场规模、电视台过多、经费捉襟见肘 ， 以致粥少僧多，造成节目质量日渐下降。
⑤重温历史，就是要警钟长鸣。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⑥末代港督彭定康再次对香港政府耳提面命 ， 妄称英国对香港仍有义务，企图干预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每个环节。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有删改）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作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梅老板的代表作，荀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了。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作‘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啦，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地里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一些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得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汉子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每月四百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高低铺，剩余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让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意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叫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五号上午十点必来这家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找我。我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去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她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车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宛大妈见两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耐逮那些贪官去！”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肖堂
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争取了两三年后，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辞职请求，终于得到中央批复。他如愿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一直以来，俞可平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大胆而犀利的学术观点。他的成长经历和最鲜活的生活细节，却很少有人知晓。如今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生动印证了时代的发展。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他曾做过两年多生产队干部，之后恰逢国家恢复高考，俞可平考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就读政史专业，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代人，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深。毛主席喜欢读什么？喜欢读历史、哲学。”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
在厦大三年，因为看到政治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俞可平的兴趣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当时的我，内心似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儿什么。”俞可平说，“所谓责任，无非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推动学术的进步；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
1984年，俞可平毕业，并留校任教。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中国新时期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决定招收开门弟子。经过努力，他如愿走到了赵宝煦面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之一。
入学一年后，俞可平放弃了当时非常难得的海外联合培养机会，试图说服导师同意自己转变研究方向——从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政治，从政治理论转向政治现实。“中国政治这么敏感，干嘛要学这个？”面对赵宝煦的询问，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此后，俞可平一直专注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
北大毕业在短暂的留校后，俞可平很快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成长为局领导。但热衷学术的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内心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教授。
尽管从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习惯和作息：喜欢爬山、游泳、射击，不跳舞、不去卡拉0K、很少应酬，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结果是，其学
术影响力不但一直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据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俞可平发表论文的引用率也高居榜首。
在俞可平看来，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这两种学问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对策研究，为现实服务；后者是纯学问，属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他说。重回校园的俞可平，希望能做自己的“天国的学问”。他说，“现在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大了，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思想、原创理论太少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在这么重大的转型时期，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
他坦率地说以前在中央编译局，尽管是分管科研，但行政事务仍很多，确实感觉时间不够用。”同时，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我做了 14年的副局长了，我自己研究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任期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
“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今后我将有更多的时间仰望星空。”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如今，他辞官归学，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
②在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建设工程。他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为推动中国政府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不少努力。还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推动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创新，鼓励它们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刘巍《从“教官”到教授俞可平的两种责任》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 ， 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嘉祐二年进士第 ， 出通判越州。岁饥，度常平①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子高横纵，贼良民，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属民为保伍 ， 使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
徙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 ， 神宗召见，劳问甚宠，拜中书舍人。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节选自《宋史》卷三一九）
［注］①常平：官仓名。
①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夸徇四境。
②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
③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
州桥①
王安石
州桥踏月想山椒② ， 回首哀湍未觉遥。
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注）①州桥：在汴京。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②山椒：山顶。这里指离王安石在金陵的住宅不远的钟山。
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其含义是春雷始鸣，惊醒蛰伏地下冬眠的昆虫。实际上，，大地回春、天气变暖才是使它们结束冬眠、“惊而出走”的原因。惊蛰雷鸣最引人注意。现代气象科学表明，，是因为大地湿度渐高，促使近地面热气上升；或北上的湿热空气势力较强，活动频繁。从我国各地自然物候进程看，由于我国南北跨度大，，“惊蛰始雷”的说法仅与沿长江流域的气候规律相吻合。
（网上链接） 陈光标在2007年全年共捐出1.81亿人民币，在由《公益时报》公布的“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中居首，从而有了“中国首善”的称号。此后他每年对社会捐助都数额巨大。但他的行善方式和宣传方式一贯高调。2011年有媒体刊文《中国“首善”陈光标之谜》，称陈光标高调做慈善是借捐款之名行揽项目之实，引起舆论关注。陈光标在其微博回应，媒体报道歪曲事实。央视逐笔核实陈光标“少捐多报”事件，结论是“绝大部分捐赠属实”。
（网友一）陈光标先生去年为社会捐助了大量钱物，谁能否认？何必苛求？
（网友二）2010年9月，陈光标先生宣布死后捐出全部财产。这在当下中国，还有哪个企业家能如此？
（网友三）因为陈光标撇开慈善机构亲自到贫困地区现场发钱，不开发票不作登记，就不能纳入慈善统计，这合理吗？
（网友四）陈光标怎样才能避免遭遇种种质疑呢？
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清华大学的学生梁某表达了他的人生迷茫：拥有法律本科、金融硕士、新闻传播博士三项清华学历，他不知道自己毕业后该去做什么工作。针对梁某的困惑，三位嘉宾做出了这样的人生提示：
甲：你不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乙：没有“眼前的苟且”，哪有“诗和远方”?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丙：我觉得，你先弄清楚“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如果你是鱼，不要迷恋天空；如果你是鸟，不要痴情海洋。
以上甲、乙、丙的三种说法，你认为哪一种更有道理?请综合材料内容和含意作文，体现你的思考和价值判断。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和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