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为安徽蚌埠市境内的钓鱼台遗址发掘现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制圈足豆、鬲、爵以及砺石、石锛等生活器具，还出土了青铜镞、石镞和陶制纺轮、网坠等，其中两枚西周时期的玉璧，给考古专家带来意外和惊喜。（据蚌埠新闻网2014年10月23日讯）蚌埠钓鱼台考古发掘印证了（ ） 
下表为清朝军机处一天的办事程序。据此，不能得出（ ） 
下图是20世纪某一时期大国关系示意图，图中“——”表示合作关系，“←→”表示对抗关系)。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 
谨告在华美国商人：签名于此的金能亨副领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他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获得指令：鉴于目前的形势，只要清国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出入港口而无需交纳海关税，那么，美国船只也只需在出发港提交文件，而无需出具清国的海关结关证明
下图内容是著名学者虞和平对某一事件的评价，这一事件应该是（ ） 
①北洋水师缺乏政府大力支持 ②日本海军力量获得长足发展
③中国海军在整体上落后于日本 ④李鸿章正确指出中国战败根源
下表为《晚清中国学生留日人数表（大约数）》（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整理）。以下对1896～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变化的原因，分析正确的是（ ）
①明治维新对知识分子的吸引 ②甲午战争失败对国人的刺激
③清末新政大力提倡留学 ④兴中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下图所示的纸币（纸币上的文字晋察冀边区银行一百元），最早可能发行于（ ） 
材料一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从孔子起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自庄子起到秦末的鸡冠子（注：道家代表，终身不仕）又是一类，如果说春秋早期和中期，这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战国时期则相当多的“士”就十分风光……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于“思想”便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独立人格在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工具。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材料一 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
材料二 就东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的一般情况而言，在早期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即初遇西方文化时，各个民族基本上对西方文化持反对、拒绝、鄙夷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思考之后，先后有一部分人出现对固有文化的离异，主张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但等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之后，又必然出现整体性的对固有文化恢复自信。
——罗福惠《寻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材料：法国人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告读者”部分写道：“尽管这部著作是如此不完善，但至少有一点好处，使读者知道我们国家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惊人努力。当第一个法国人来这里居住时，它还是一个布满了沼泽地的荒僻的地方。创建初期的寒伧的‘法国区’（法租界）今天已经成为这个巨大的上海地区中心的一个繁华市区，它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完成这样的业绩花了多少时间呢？还不到80年。我们有权利引以自豪。”
材料：中历，又称“阴历”、“农历”，是中华文明的一大象征。过去的东亚汉文化圈以农耕文明为主，传统的中历既表现月亮的阴晴圆缺，又反映太阳的四时变化，是非常适合东亚社会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一用就是两三千年。中历过去在东亚的通用，还具有国际秩序的象征意义。“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也曾以颁赐历法来宣示对天下的控制。在朝贡－册封体制之下，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每年由中原朝廷颁赐历书供各国和各地区使用，或授权有些国家或地区据此编出各自的代用历书，此即所谓的“颁正朔”或“奉正朔”，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朱元璋登基伊始，也遣使于周边各国，要求朝贡，给予册封，并颁赐《大统历》，以重整东亚世界的时空秩序。《明实录》中，差不多每年都记载了颁赐《大统历》于各国之事。朝鲜半岛上自古即用中国历法。新罗自674年起采用唐新历，宪德王时采用唐《宣明历》，一直用到高丽忠宣王时。朝鲜王朝历奉明、清正朔，先后用明《大统历》、清《时宪历》。日本从7世纪至17世纪末的千余年间，先后采用了中国的《元嘉历》《仪凤历》《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尤其是《宣明历》，一用就是八百余年。越南历史上虽然常用自己所造的历法，如陈朝的《协纪历》、胡朝的《顺天历》、黎朝的《万全历》、阮朝的《协纪历》等，其实它们都源自中国历法，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有时连自己可以编撰的历本，也要每年等待中国的颁赐。这样就省了自己编撰、印制的麻烦，同时也表示一种外交上的臣服姿态。使用统一的中历历法，曾经是东亚汉文化圈的传统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东亚人民依中历来生活、生产，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日，无不以中历来记载。可以说，中历作为一种时间坐标系统，其影响已渗透到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近代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脱亚入欧”（实是“脱中入西”），其标志之一，便是弃中历而改用西历。西历就是西洋历法，又称“阳历”、“公历”。西历是太阳历，只反映太阳变化，不反映月亮变化。从1873年日本率先改用西历，1896年朝鲜半岛开始使用西历，到1912年中国本土最终改用西历，短短四十年间，东亚各国完成了从中历到西历的转变，但在民间和民俗的层面上，中历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选自《新民晚报》2010.4.11B7版《中国岁时文化在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