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期 | 概况 |
| 汉武帝时期 | 外廷之官统于丞相，中朝之官统于大司马，中朝官员主要职责是 皇帝的应对顾问 |
| 汉昭帝时期 | 大司马作为中朝领袖，领衔中朝官员预闻政事，参议决策，是地位最高的辅政大臣 |
| 成帝、哀帝时期 | 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位在外朝上 |
材料一：中国的“食”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是极为突出的。古代文献中就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等等。古人还有把一切技艺都归结为食的惯语，如把政治比喻为烹调：“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千年来，中国人的“食”，从食物来源、加工烹饪技术到饮食制度都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从最初的南稻北粟到宋元时代的南稻北麦以及外来物种的传入，进一步改变了、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以品系繁多、工序复杂著称的“中国菜”烹饪艺术在南宋时期也趋于成熟。以至于后来马可·波罗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食谱几乎构成一个庞大的动物园。聚宴的形式也由上古的“分餐制”变成了围桌共餐等。直至今日，喜谈中国文化者仍然关注有关“食”的观念，如以“吃了吗”为打招呼用语，以吃喝作为社交乃至政治运作的重要形式，直到从中式饮食中考证传统伦理原则及思维方式等等。
——摘编自秦晖《千年回顾：民以食为天》
材料二：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等。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比如有些人盲目地把吃野味作为一种时尚。
——摘编自陈光《从衣食住行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等
材料：19世纪的“全球转型”是全球现代性的变革：工业政治经济模式取代了农耕政治经济模式；迅速而频繁的技术变革取代了缓慢而间断的技术变革；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了私人化的复合君主政体，并通过赋予人民主权和领土与国家相连来重塑领土主权国家，理性国家借助这些意识形态获得了合法性并取代了专制政体……世纪与它之后的20世纪与21世纪紧密相关，而与之前的世界历史截然不同。
全球转型的第一效应就是使得多个地区性国际体系被整合到一个完整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世界各个部分不仅在经济和文化上紧密相联，也在军事--政治层面彼此攸关；第二效应则是生成了诸多行为体；理性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已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这些变化意味着“19 世纪见证了当今我们所熟悉的国际关系的诞生”。
--据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评价材料中关于全球转型的观点。（要求：就材料整体或其中的任意一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决心推行变法。变法历时二十一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死后，商鞅被人告发“欲反”，被秦兵车裂而死。然而正如王充所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材料二：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其推行的新法，正如王安石所言：“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随着新法逐渐出台、实施，新法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和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王安石被迫两次罢相。1085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出任宰相，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最终新法被废除。
——分别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七卷
材料：随着《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签订，从1922年到1936年的15年间被称为“海军假日”时代，各国海军大量裁军，各国的大型战列舰建造计划都被终止或取消，代之以对已有的战列舰进行更新和改造。但各国都在该时期酝酿扩建海军，尤其是提升海军舰船的技术含量和武器的威力。海军的作战理念开始发生剧变。大炮巨舰虽然仍是主流和发展的方向，但是海天一体作战和海军航空兵以及远程作战的理念开始出现，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开始受到重视，作战训练实践深入发展。日本和德国在1936年后加速了海军发展，日本海军不但通过条约获得了同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力量相当的吨位，同时通过建造违约的最上级重巡洋舰等伎俩，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军；德国海军也得以重新振作，不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水面舰艇部队，而且建造了大量的潜艇。
——摘编自《二战海军舰艇发展及作战》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瞭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 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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