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秦朝统一，版图扩大，使中国人口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
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口发展处于低值期
③辽宋夏金时期，户籍混乱等原因，导致人口统计数字误差较大
④明清以来，高产作物的引进，促使实际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① 
② 
③ 
④ 
①中苏友好关系史 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③“一边倒”政策 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史实 | 结论 | |
| A |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中国农民得以成功脱贫致富 |
| B | 1980年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 | 新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 |
| C |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 | 推动中国开始出现股份制企业 |
| D |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基本确立 |
①富足的奴隶制经济 ②发达的民主政治
③优惠的国家政策 ④繁荣的雅典文化
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增长特征与周期特征（16个国家的算术平均数）1820—1979（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
| 阶段 | 时间 | GDP | 人均GDP | 出口量 |
| 第一阶段 | 1820—1870 1870—1913 | 2.2 2.5 | 1.0 1.4 | 4.0 3.9 |
| 第二阶段 | 1913—1950 | 1.9 | 1.2 | 1.0 |
| 第三阶段 | 1950—1973 | 3.8 | 3.8 | 8.6 |
| 第四阶段 | 1973—1979 | 2.0 | 4.4 | 4.8 |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世称贾生。其生平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东汉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均有记载。
材料一 谊年二十余，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当更秦之法，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于是天子（汉文帝）后亦疏之。……后岁余，贾生征见，拜为梁怀王太傅。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材料二 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谊以为汉宜改正朔，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于是天子（汉文帝）后亦疏之。……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文帝思贾生之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乃分齐为六国。
——班固《汉书·贾谊传》
材料一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五县交界的边境（如图6），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这样，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的方圆约200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成功经验。1929年2月，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来到东固根据地，这里的经营方式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赞扬，陈毅称之为“东井冈”。
——摘编自刘统《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东固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示意图
1929年2月—1929年10月
材料二 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指井冈山）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
——毛泽东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材料三 他们（东固根据地）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毛泽东给红四军一位领导人的信（1929年6月14日）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概括作者的观点，并以中外史实为例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书局开业后，即可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在《中华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者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1921年，陆费逵在《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依据这样的理念，书局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已出版60多种教育丛书，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渴求文化、渴求真理的时代，中华书局策划了许多大型项目，如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继续为文化学术界提供基本典籍。从2006到2010年，中华书局完成全套50种“中华经典藏书”的出版，如《论语》《诗经》《史记》等。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
——摘编自《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图说中华》
材料二 中华书局创办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
——1912年2月23日《中华书局宣言书》
中华书局是如何践行其创业宗旨的？结合材料及所学加以解释。要求：从中华书局创业宗旨中任选其三进行解读，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