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 | 如有人缔结抵押自身或转让物件的契约,而有五个证人及一个司秤人在场,那么当时所作的诺言不得违反。 |
第八条 | 不许取去或要求把被偷窃的并用做建筑或培植葡萄园用的木材或木柱作为自己所有,但同时允许按这些材料的价值之双倍价格对负责有使用之责者起诉。 |
第九条 | 凡高度达15英尺的树木,为使其不到损害近邻地区,其周围须加修剪。 |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单位:100万英镑) | 工业制成品(单位:100万英镑) |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 出口 | |
1844年 | 51. 0 | 5. 2 | 3. 5 | 51. 4 |
1864年 | 165. 3 | 10. 4 | 25. 3 | 142. 7 |
1874年 | 173. 4 | 23. 7 | 47. 1 | 205. 3 |
1884年 | 169. 0 | 24. 6 | 59. 6 | 196. 6 |
1894年 | 156. 4 | 30. 6 | 75. 3 | 173. 5 |
材料一
众多研究发现气候冲击引发的经济冲击是造成暴力犯罪、冲突和内战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宗教活动,从更广义的范围观察,它通过经济冲击直接威胁社会稳定,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在气候冲击下更是暴露无遗。通过对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发现,气温的降低会显著增加社会不稳定程度,且具有长期的持续效应。学者考察了2000年来干旱与洪涝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王朝的影响,发现降雨量越少,游牧民族的入侵的概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温暖期,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寒冷期,气候剧变引起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农民起义,国家分裂,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
——根据梁若冰、〔美〕布雷特·辛斯基的文章整理
材料二
早在2007年,由英国电视导演马丁·德肯执导的纪录片《全球变暖大骗局》指出:1940年至1975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断上升,但气温却连续30多年下降,可见二氧化碳和气温上升没有直接关系。……无独有偶,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发生的“气候门”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电子服务器被一名黑客入侵,上千封英国和美国科学家在过去13年里通过邮件交流的记录遭到窃取,并被公诸于众。在一封被公布的电子邮件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的主人菲儿·琼斯写道,在编辑新的数据时,他将实际气温数据添加到过去20年里的系列中的工作,同时还有对1961年以来气温下降趋势的隐瞒。而菲儿·琼斯正是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负责全球气象数据整理的关键人物。……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自身发展高端服务业之时,突然竖起环保大旗把主要依靠资源出口和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摆上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桌,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和非议也无可厚非。
——沈立《全球变暖背后的博弈》
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根据材料拟定一个论题,并以中国现代史的史实加以论证,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期,各国的天主教领袖开始整治教会中的弊病,重新提出一些精神价值观。但是,这些早期的改革家趋于沉思和高贵,未能唤起民众或赢得罗马高层教会的支持。直到路德的挑战在德国变得非常严峻时,天主教的改革才成为一个有活力和有效力的运动。16世纪中后期,教皇保罗三世和继任者采取适当措施,一是召开了“特伦托会议”;二是批准建立了耶稣会。“特伦托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以坚定的反新教派的措辞重申了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教会中的弊病和恢复教会纪律。耶稣会的成员把自己看做是耶稣的战士,其风纪和战斗精神保障了“特伦托会议”改革措施的实施。许多成员担任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目的是铲除任何地方出现的异端学说,这使得新教徒感到十分畏惧。耶稣会会士还将他们的做法扩大到全世界,在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异教徒中传播上帝的福音。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1941年1月4日,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被迫接受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命令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9000余人向北转移。7日,当部队行至皖南茂林时,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袭击。虽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余部。18日,中共中央发出宣言,揭露事变真相,驳斥蒋介石的命令。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后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材料
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洲,广信府贵溪县桂洲(今江西省贵溪市上清镇桂洲村)人,嘉靖十八年(1539 年)任内阁首辅。他折节下士,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不避权贵,改革了当时明王朝面临的多种弊病,人们称其为“救时宰相”。
夏言大力限制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势力,他要求改变正德朝“奸人掌权,内阁莫获参预”的现象,主张“内阁专一拟旨,司礼监专一进奏”。夏言等人领命对京畿一带的庄田进行了详细调査,1506 年以来“朦胧投献及额外侵占”的皇庄全部查出,退还原主,并召回所有皇庄管理人员。夏言以惩治贪官为己任,嘉靖十八年(1539 年),他利用贪官之首郭勋惹皇帝生气的机会,对其罪行进行了清算。夏言反对官员玩忽职守,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克尽职守,为言官时,“尤痺忠毕虑,知无不言”,升任首辅后也一直是想建立功勋,观其一生所为,足使尸位素餐者羞愧难当。
清代人余清路过夏言居里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柳遮门巷草侵涂,知是前朝夏相居。不有精忠贯日月,那能芳誉溢乡闾。”正是由于夏言刚正不阿,两袖清风,一心为民才赢得百姓的赞誉和爱戴。
——摘编自魏佐国《精忠贯日月芳誉溢乡闾——略论明代政治家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