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黄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戊戌变法失败后，粱启超坚定地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然而，所有的“黑暗”与“罪恶”非但没有根除，反而卷土重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这使孙中山从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革命事业转而冷静地思考中西民族性的差异，探索在中国进行更为必要的“心理建设”的途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谢毓洁《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觉醒”》
材料一 封建制度的巨大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摘编自人教版《历史·选修1》
材料二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使得互不了解的各国人民突然接近起来，并且通过新的共同信仰，紧密联合在一起。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系统阐发了宗教改革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该大学的自由教育吸引了布鲁诺前往。加尔文在巴黎大学受过严格的思想训练，他的《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16世纪最有学术价值和最严谨的宗教著作。他创办了日内瓦学院，毕业的传教士被派往荷兰、英国等地；他领导的宗教改革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
——摘编自人教版《历史·选修1》和《大革命与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