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年限 |
节妇数 |
烈女数 |
节烈合计 |
倍数 |
|
隋唐 |
326 |
32 |
29 |
61 |
1 |
两宋 |
319 |
152 |
122 |
274 |
4.49 |
上表数据对比反映了( )
时间 |
基本内容 |
1954年 |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这是中共中央“四个现代化”最早的提法 |
1957年 |
毛泽东两次提及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
周恩来主张将“交通运输现代化”并入工业现代化 |
|
1960年 |
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
1964年 |
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公布了“四个现代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
“四个现代化”基本内容( )
材料一:一战后国际联盟成立,虽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国联并没有在东亚形成影响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局反而形成内争加剧的局面,抗日所需高度团结整合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最消极的应对策略,即在军事上实行不抵抗主义,在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单纯寄希望国联调处此次冲突。在中国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诉诸国联的情况下,国联开始启动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调处中日冲突……最后国联派出调查团并公布此次中日冲突的真相及解决方案,但最终未被日本接受。随后日本退出国联,国联调处此次中日冲突归于失败。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与国联的交涉》
材料二: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内容节选
材料一: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资料来源: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81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2015年为预测值
材料二:巴黎……也配套建设了放射状的新道路,把火车站与商业中心连接起来,给人以一种处于新的秩序、清洁、高效和美观标准控制之下的印象。超过165公里的新街道宽敞、笔直,并配有人行道、排水系统、照明设备和新种植的树木,街旁点缀着纪念性的新教堂、市场和行政办公楼。私人建筑、公寓住宅增加了六倍,其精致优雅前所未见,既具有外貌的端庄,也具有内部的舒适,很快就在林荫大道两旁鳞次栉比地拔地而起。
——[美]巴里·伯格多尔著,周玉鹏译《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
材料: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性宏观研究的典范。80年代末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他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结合中国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清朝在统一全新疆地区后,建立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在伊型设立将军府;在蒙古族聚居区、哈密、吐鲁番建旗设札萨克;在南疆实行伯克制;在汉、回集中的东部地区推行州县制。政治体制不一,给管理带来了混乱。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腐败,其固有弊端也日益彰著。将军府既无专设治民长官,又无统一政令,各级王公、伯克往往打着朝廷旗号自行其是,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和卓后裔叛乱接连不断,浩罕和沙俄侵略势力乘虚入侵,霸占伊犁和南疆。鉴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以魏源和龚自珍为首的部分知识分子,遂力主在新疆设行省,建州县。光绪四年(1878年),阿古柏反动势力被逐出南疆后,左宗棠和刘锦棠复极力创议建省。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发布建省上谕,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是为设省之始。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行政制度的一体化,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摘编自丁立军《新疆军府制的建立及其局限》
材料:与近代欧洲的历次战争不同,一战的规模、血腥程度及影响,都远远超乎当时人们的想象。开战之初,大家普遍认为,这次战争就像19世纪的普法战争一样,经过一两个大的战役,最多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见分晓。但谁也没有料到,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多。战争中,大工业催生出的新发明、新武器得以广泛地试验和应用。飞机、坦克相继亮相,毒气、潜艇轮番登场。在壕沟、铁丝网、机枪、巨炮构筑的现代化阵地面前,成千上万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灰飞烟灭。一战的战场不仅限于欧洲,在非洲、亚洲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战斗。这是一场翻腾四海、震荡五洲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摘编自李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欧洲联合历史进程》
材料:黄炎培(1878—1965),江苏人,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1914年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得到教育界实业界名流支持。强调“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1918年,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一战后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又指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下册)第二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