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 |
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俭恭以济斯民。 |
司马贞 |
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
司马光 |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以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
时间 |
有阅读能力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 |
法国妇女的 识宇率(%) |
欧洲年均出版新书(单位;部) |
普通人藏书量(单位:本) |
17世纪中叶 |
29 |
14 |
约1000 |
1~20 |
18世纪中叶 |
47 |
27 |
约4000 |
20~100 |
材料一 春秋战国在历史学上被称为"文化转变期"。一方面旧观念、旧习惯、旧制度失去权威,另一方面新观念、新习惯、新制度尚未确定.人们解放于传统之外,个性就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而得自由思考、自由立论。而社会之纷乱又使人们不能不设法应付……学者遂变更研究的方向,由自然现象的研究变为社会现象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的研究。
——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朱于知识博大,识见高远,气度宏伟。他以儒学为主体,大胆地吸取佛道,融摄三教,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完整的理学体系.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朱子一生著述颇丰,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等
材料三 (西欧)工业文明兴起,工业化生产模式、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源配量方式、生产技术运动的路径反映在文明主体一人的变化上,就是以人的主体性确立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和发展。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以西方个人本位、个性中心为方向的。……“就社会国家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了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国家自然脱弱而立”。
——摘编自袁洪亮《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春秋战国“文化转变期”出现的社会背景。
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的原因。
材料 下表是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统计的公元1年-1840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现代世界形成有影响的科技发明年
年代 |
科技发明(件) |
中国 |
世界其它国家 |
||
件 |
百分比 |
件 |
百分比 |
||
公元1—400年 |
45 |
28 |
62% |
17 |
38% |
公元401—1000年 |
45 |
32 |
71% |
13 |
29% |
公元1001—1500年 |
67 |
38 |
57% |
29 |
43% |
公元1501—1840年 |
472 |
19 |
4% |
453 |
96% |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龚自珍(1792一1841),浙江杭州人,道光进士,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早年从外祖父段玉裁学文字学,研习经学史学,提倡“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派代表人物和“开一代风气”的大文学家。1814年,龚自珍著四篇《明良论》,抨击君权专制,首次表露自己政治见解。1839年6-9月,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激扬深情、忧国忧民《己亥杂诗》315首,其第125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指斥封建腐败、揭露社会弊病、抨击官僚体制、呼唤政治改革,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砰然一击,惊醒世人沉梦。他支持林则徐禁烟,建议加强战备;1841年,辞官南下,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夏末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赴上海抗击英军入侵,9月客死云阳书院。
——摘编自《龚自珍集》
材料一 西方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的,建立和发展了保护人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人权思想,这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旗帜和标志。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束缚,解放了人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和了解,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启蒙运动中,西方思想家发现了人自己、良心和社会正义,人们向往的是人性、财富、艺术、爱情、世俗生活、自由平等和理性。
——摘编自骆徽、王志红、刘雪飞《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改造国民性,推毁旧传统。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及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始,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藏着政治的因素。就像陈独秀说的那样,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